• 【《李白与马鞍山》丛书】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 ——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
  • 文章来源:中国李白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12-3 17:43:17
  • 《横江词》是李白的名篇之一,前人赞此诗“气格合歌行之盛,使人叹咏①。但诗中的横江指何处?此诗写于何时?注家看法不同,因而对诗的内容的理解就必然不一致。李协民同志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本刊1980年第4期)一文中,对上述两个问题提出了与各家不同的新的见解,值得重视。
    我很同意李协民同志对“横江”的理解。《横江词》中的“横江”,非指和县的“横江浦”(许多注家持此看法)。而是指采石矶和横江浦相对的这一段长江江面;诗人当时是在长江东南岸的采石矶,而不是在长江西北岸的横江浦。这一点,不仅诗中“横江西望阻西秦”一句,明白地交代了诗人“是站在长江东岸向西了望”,另一句“浪打天门石壁开”,更证明诗人是站在采石矶。天门山,即东、西梁山,一在当涂,一在和县,二山夹江对峙,与相距十余华里的采石矶,恰成直角,站在采石矶正面上望,东、西梁山如两道蛾眉,左右分开,故采石矶建有“蛾眉亭”;下望,两山如门,浩浩江流从“门”中涌出。诗人当时只有站在采石矶,“浪打天门石壁开”的景象才可看得分明;若在和县横江浦,侧面看山,压根儿也看不到“门”的。
    还有,“牛渚由来险马当”,牛渚矶,即采石矶。诗人只有站在突出江心的牛渚矶旁,才能看到滚滚江流怒触矶石、“涛似连山喷雪来”的惊心动魄的场景,产生“险”的感觉;若在对岸下游横江浦,这奇景为矶石阻挡,看不见,而且水流几经盘桓,流势趋于平缓,不会使人产生险的感觉。此外,诗中提到的“横江馆”,设在今采石镇临江渡口之处,不仅地方志有记载,而且遗址尚存;遗址所在的那条古老的小街,至今仍沿用“横江街”旧名。
    而和县的横江浦,乃是洲渚,地方志并未记载设过“横江馆”,也无遗迹可寻。笔者家近采石,近年因撰写《李白在安徽》一书,又多次到这一带作过调查,故对此情况比较了解,特提供以上一些材料,为李协民同志的论点补充一些证据。李白写《横江词》,是在和县还是在采石,本属小事,但因与理解诗的内容有重要关系(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故辨正清楚,是有意义的。李协民同志对《横江词》写作时间的看法,我以为尚值得商榷。
    关于此诗的写作时间,过去有两种意见:黄锡圭《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将此诗系于天宝十四年;上海复旦大学及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的《李白诗选》,均据此诗中“郎今欲渡缘何事”一语,认为“郎”乃古时对年轻男子的称呼,因此推定此诗乃开元十四年李白初出蜀时所写。李协民同志不同意以上两种意见,他认为,天宝十四年,李白已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称‘郎’,似乎不恰”。
    他又认为,两本诗选的注释者只看到诗中“郎”字,没有看到诗中还有“公”字(“公无渡河归去来”),“公”乃称老者,开元十四年,李白才二十四岁,“二十多岁的人为‘公’,也不恰”。于是他来了个折中,将此诗写作时间,定在“天宝元年秋李白由南陵奉诏赴京途中”。这时李白四十二岁,“只有四十来岁,‘公’、‘郎’两字似乎均可以用”。这种看法好象很公允,其实也是站不住脚的。判断此诗写作时间,“郎”、“公”二字均不足为据。“郎”,并非只有“称呼年轻男子”一义。据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六)考证:“唐人称郎最贵。唐人呼元(玄)宗为三郎,杨再思媚张昌宗称六郎,朱滔称田悦曰八郎,李晟称田希鉴曰田郎,安禄山称李林甫曰十郎……”上列这些人,老、中、青皆有,都称“郎”,不过表示敬意。同样,此诗中的“郎”,也不过是“津吏”对客人的一般敬称,犹现代语“您”、“先生”等。
    可见据此字而推论年龄大小,乃是望文生义,出于误解。“公”字同“郎”字一样,旧时也常作一般敬词用,如“诸公”并不是说“诸位老公公”。《汉书·韩信传》:“(刘邦)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称萧何)无所追,追信,何也?’”这里的“公”,也只是“您”的意思。更何况《横江词》“公无渡河归去来”一语中的“公无渡河”乃是用典。据《古今注》记载:昔有狂夫横渡急流,其妻阻之不及,堕河死,妻弹箜篌而歌:“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津吏”借这个典故不过是警告客人:风浪险恶,莫学那“狂夫”轻易渡江。此句中的“公”字更与年龄无关,岂能断章取义,据此推论写作年代?再从《横江词》的内容看,既不象李白二十多岁初出蜀时所写,更不象他四十二奉诏进京时所写。
    二十多岁,李白风华正茂,加以身处开元全盛之时,他常以“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自比,对前途和事业,充满乐观自信,不大可能写出《横江词》这样满纸风波、险恶,满纸忧愁、烦闷的作品来。再说,李白二十几岁虽曾顺江东下往游吴越,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那时即游过采石矶(据我们考证,李白初游采石矶,是在天宝六年他四十七岁时,第一首诗《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达天门》,白壁山一名“石壁”,在采石附近)。人既未到,焉能写诗?说是天宝元年李白奉诏进京途中所写,也不对。由南陵奉诏进京,是李白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从《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可看出他为自己获得进身报国的良机,何等狂喜,又是“呼童烹鸡酌白酒”,又是“高歌”,又是“起舞”,临动身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怎么会刚刚就道,思想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水牵愁万里长”、“如此风波不可行”……这是不可理解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再说,李白由南陵渡江,近处有铜陵(唐时属南陵)、芜湖等许多比采石还有名的长江水路码头,他又急于赶路,何必舍近就远,绕道百里由采石渡江?这在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李协民同志为了说明“道路很对”,还引陆游《入蜀记》为证,说隋代韩擒虎平陈及宋代曹彬下江南,皆自采石渡。这里陆游不过是说明采石矶为金陵咽喉,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李白并非去打仗,他何必要去抢这个“险”?李白虽“怪”,恐怕也不会“怪”到这般地步吧!关于《横江词》的写作时间,从诗的内容以及联系社会背景、作者境遇看,我觉得黄锡圭把它定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的天宝十四年秋,是合适的。这首诗,诗人以浪漫主义的笔触,极力描绘、渲染横江的险恶:这里的天色是“月晕天风雾不开”,一片昏沉、愁惨;这里的风横行无阻,“一风三日吹倒山”,“狂风愁杀峭帆人”;这里浪涛震天撼地,“惊波一起三山动”,“白浪如山那可渡”……重雾,狂风,恶浪,加上船夫、旅人发愁心情的衬托,这画面多么令人怵目惊心!诗人难道仅仅是“描写横江险恶风浪”,无所寄托?不,诗人不会为写景而写景。读者只要了解天宝末季的政治情况,一读此诗,由诗中的“月晕天风雾不开”,自然会联想到那比横江天色更昏沉的唐王朝黑暗腐朽的政治局面;由横江风浪的险恶情景,自然会联想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夕那种大乱将兴、大祸将起、迫在眉睫的危急形势。
    读此诗时,读者为横江上的船夫、旅人担心,更为岌岌可危的国家命运担心。读者所能联想到的这一点,难道不正是李白写此诗的命意所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数年(天宝十二年至十四年),李白一直在皖南流浪,经常往来于宣城、泾县、贵池、当涂一带。天宝十四年秋,他曾由当涂采石渡江赴皖西庐江,《横江词》很可能是这时写的。这时,正当安禄山叛变的前夕,叛变的信息已经风传各地,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诗人虽远离朝廷,但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常常为忧心国事而“匡坐至夜分”②;为自己遭排斥、报国无门而“泪满逐臣缨”③。值此国事危急之秋,诗人自然更是忧心如焚。采石矶头,见横江风波如此险恶,他自然会触景生情,扣动忧国忧时的情怀。诗人巧妙地通过对横江的描写,借“眼前景”把“心中情”生动地显现出来。
    诗人站在横江东岸,遥遥“西望”京都长安,这深情的遥“望”,表现出诗人对祖国的命运是何等关切啊!可是,“横江西望阻西秦”,他“望”不着。这个“阻”字,不仅是写横江“白浪如山”,阻挡住“西望”的视线;也抒发出内心的愤懑:权奸当道,贤者受阻,被拒于国门之外。怪不得诗人一开头就怒气冲冲:“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这个“恶”字,表面是骂“横江”,骨子里是对充塞朝廷、作威作福的昏君、奸臣强烈的诅咒,就是这一股恶势力,使祖国和人民遭灾受劫啊!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诗人极力描绘横江恶风险浪的图景,乃是为了抒发忧国忧时之情。诗人有心报国,但无处投身,“横江欲渡风波恶”,正反映出他欲干不能、欲罢难休的矛盾和痛苦的心情。二十几岁的李白,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心情;四十二岁的李白,正受玄宗优诏,荣耀赴京,就更不会产生这样的心情;只有晚年被逐流浪,又遭逢乱世,诗人的内心才有这么多的忧愁,这么多的痛苦。故黄锡圭先生把此诗定于天宝十四年作,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 注释: 
    ①范德机语。转引自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附录·丛记》
    ②《寄何判官昌浩》③《观胡人吹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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