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白与马鞍山》丛书】《李白与马鞍山》题 记
  • 文章来源:中国李白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12-3 17:45:17
  • 《李白与马鞍山》题 记 李子龙

     

       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古代诗人及其作品研究中,李白研究浪潮迭起,超过了对唐代任何一位作家的研究。

      在林林总总的图书杂志中,有关李白与马鞍山的文章(包括著作中的章节)大约近200篇,零散的论述就难以计数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论述,我们认为有三方面原因:

      1.马鞍山系李白一生中多次游历之地和终老之乡,诗人与此地的关系千丝万缕,应该进行研究和探讨,其诗文也值得探骊和鉴赏,没有这些研究与探骊,整个李白研究便大不完整。

      2.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由于儒家温顺敦厚的教条始终处于被崇尚和占统治的地位,故而李白研究远不如杜甫研究,一直显得薄弱和滞后。现在,在学术研究领域,这些束缚没有了,厚积薄发,于是便不断出现新的浪潮。而由于李白墓在青山是千古以来文人向往之地,故其时时成为研究浪潮的发源地和旋流中心,也就不足奇怪。

      3.李白诗歌艺术成就确如唐代当涂县令李阳冰所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 与 欠 。”不唯如此,李白在诗歌和其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同样可称为“千载独步”。

      著名已故学者裴斐教授《在纪念李白逝世1225周年大会暨马鞍山李白纪念馆新馆开放典礼上的讲话》有一段精彩的表达。他说: 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个性最鲜明的诗人,是同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联系最紧密的诗人。

      同时他也是全面继承了我们民族文化遗产的诗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和民族,成为今天深受世界人民喜爱的伟大诗人。

      李白的鲜明个性,其显著的特点就在于思想解放,热爱人生,积极进取,对于追求理想有独特的热情。所以我觉得李白的思想性格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时代精神的。

      这大概也是近年来李白研究特别活跃、李白纪念活动特别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这些琳琅满目的文章,我们在选编过程中未免有些踌躇。经过反复斟酌,我们确定了入选的原则,即以选收论文为主,酌录部分赏析文章;在论文中,又偏重于概述李白与马鞍山关系、重要交游、作品系年、卒年死因、墓葬迁徙、问题辨析等方面,以求与《李白与马鞍山》丛书的宗旨相符合。

      本着这一原则,举凡不同观点的论文,只要持之有故,均按类编排一处,以体现学术争鸣的精神。因此,本册仅收录文章49篇。在各地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这或许只是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是以学术平等为前提的。

      二、本册在有关概述李白与马鞍山关系的文章中,首列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著作中的《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一节。

      文章深入地论述了李白早年沉缅于道教,晚年在当涂终于觉醒的过程,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今人的研究仍未脱却郭说的藩篱。安旗教授在新著《我读李太白》中指出:“郭著《李白与杜甫》虽有缺点,为人诟病,但并非一无是处。在李白初入长安问题上却是慧眼见真,及时给予了肯定。”同样,我们也认为,郭著称《下途归石门旧居》,“其实在了解李白的生活上是具有关键性的作品。”“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等论,也是颇中肯綮的。

      只是限于历史条件,将此诗中诀别的对象,按《旧唐书》记载而误作了荐举李白入朝的道士吴筠,没有深入地考察。过了20年,直到八○年初,郁贤皓、李宝均先后论证荐举者为道士元丹丘而非吴筠,被学术界接受。因此,李白在当涂横山石门的诀别对象,也就自然成了元丹丘。

      本册节选的郭沫若另两篇文章,《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文中断定李白投李光弼河南行营为上元二年(761)八月,从而推断出投靠当涂县令李阳冰为是年冬季,应该是可靠的。

      同时又指出,李阳冰为李白诗作《草堂集序》在宝应元年“十一月初十,李白当时或许尚在病中,但离去世也不会太远了。”话虽有些含糊,但却为后来的李白卒年研究提供了启示。

      《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通过对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的诠释,判断杜诗作于宝应元年(762)秋天,此时李白在当涂养病,并且推断此诗是“李白把自己的近作《古风》第一首抄寄了杜甫”以后所作。既然《古风其一》是李白“近作”,则有可能作于当涂。这对我们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同样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另外,文章还对李白《古风其五十九》中的“失欢客”作出推断,以为“是在暗指杜甫”,“是李白在接到杜甫寄诗(《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之后做的,也很明显地表明了李白的失望。

      ”这些论述被人指责为玷污了李杜友谊,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一方处境的艰难,作为朋友的另一方出于关心而勤问规劝,往往造成听者的误会和失望,应该说是并不鲜见的。

      郭沫若此文还对李白所作《笑歌行》和《悲歌行》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辨正,指出“自宋代苏东坡以来,专家们都认为‘断非太白作’。其实这个断案,下得真是武断。这两首诗,还有其他的诗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之类,彻底打破了‘温柔敦厚’的老教条,正突出了李白的积极性的一面,断为伪作是老教条的幽灵在作怪。”这一论述的主要精神,仍被今日的李白研究专家所采用。

          三、本册收录了著名李白研究专家郁贤皓教授文章4篇。

      郁先生一直十分关心马鞍山市的李白研究和文化发展,大凡马鞍山的同志所编之书,请他审阅作序,他都欣然承允。限于体例,这些序文均未收录。现收文章,主要是李白与殷佐明、殷淑、刘全白的交往考证。

      郁文以翔实的资料,考知“殷佐明是个做官的人,而殷淑是个道士。”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李白在当涂的作品,很有好处。

      《李白与采石》一文,限于1992年编辑李白《画册》时的版面空额,只能作短,但已将李白在马鞍山市境的几次最主要的游历和创作勾勒出来,尤其是文章强调指出:“更值得注意的是著名的《横江词六首》,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长江天险图。为今人研究‘牛渚春潮’和长江岸流的变化,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郁先生写于1988年的《〈夜泊牛渚怀古〉和〈横江词六首〉考释》一文,考证出《夜泊牛渚怀古》一首作于开元十四、五年,《横江词》作于天宝十二载。虽然郁先生未有查阅《元和郡县志逸文》和《太平寰宇记阙卷》中“横江”的条目,但据诗意断定李白的“立足点在牛渚”,“欲渡江到历阳去,决不是在历阳横江浦想渡江到江南来。”这就纠正了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的将“横江”误作了“横江浦”的错误观点。

      当然,在郁文发表之前,李协民、何庆善已有《横江词》论述。本册也予以收录。而著名学者安旗教授《〈横江词〉发微》一文,考证李白诗中之“郎”,“相当于宋以后之‘官人’。”并力主六首诗均有政治寓意,并逐首进行阐释。李子龙写于1990年的《横江词与横江疏笺》一文,则引用《太平寰宇记阙卷》的“横江”条,证明“横江”自古即指长江自天门山向北折流的这段长江,进而据方志和前代诗人的记载,证知《横江词》主要是实写古代由于海水倒灌而出现的“牛渚春潮”。

      这对于全面理解《横江词六首》,显然有所裨益。李白在马鞍山市境作品的系年,一直存在着争议。本册收录了李祖鑫这方面的文章2篇,分别对《游化城寺清风亭》、《化城寺大钟铭》和《登黄山凌台送族弟》三首通过考释提出了写作年代,同时考释:“自天宝之初到李白病逝当涂,当涂县令先后有李有则、李明化、李阳冰三人。”

      《化城寺大钟铭》中的当涂宰是“有归隐之心的”李有则,铭作于天宝六载;《游化城寺清风亭》中的当涂宰是“官场幸运儿”李明化,诗作于天宝十四载前后;李白称李明化为族叔,而称上元、宝应年间当涂宰李阳冰为从叔。这些论述都颇有道理。张才良《〈姑熟十咏〉作者辨证》和《九日何处龙山饮》二文,也均言之有理。

      王辉斌《再谈李白〈九日龙山饮〉》则坚持孟嘉落帽和李白九日饮酒的龙山均在江陵。需要指出,王辉斌虽然读了陶潜《孟府君传》一文,但他可能没有读完,因为此文后面明明写着:“(孟嘉)在朝……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故而,在朝(今南京)能够兴起即往,傍晚便归的龙山,必在当涂,而不可能在江陵。王辉斌虽然因粗疏而致误,但就整个学术探讨的过程来说,他的文章也不无价值,故此收录。杭宏秋《〈下途归石门旧居〉属地考》一文驳正了关于此诗中“石门”的种种说法,证明石门在当涂横山。同时提出此诗赠对象为隐居在澄心寺的高僧刘九经。虽缺乏有力的证据,但尚可以进行深入探讨。然而,就李白在马鞍山市境的全部作品和思想体系而言,上述作品的研究显得还比较薄弱,有待于今后学界的不断努力。

          四、本册收录了有关李白卒年、死因、葬地的考据文章15篇。是份量较重的一部分。

      关于卒年,李从军1983年发表的《李白卒年辨》,力证李白“卒于唐代宗广德二年(764),终年六十四岁。”这是本世纪对李白卒年提出新说的最早文章。之后,阎琦《李白卒年刍议》以李光弼出征临淮、进军徐州,按《资治通鉴》在宝应元年四月;又以李白上元二年在庐山、金陵等地的诗歌安排;又以李光弼“出征东南”本事是指宝应元年八月镇压浙东农民起义等,主张李白投当涂县令李阳冰在宝应元年初冬。

      因而李白卒年也当推后一年,即李白卒于广德元年(763),享年六十三岁。李祖鑫《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质疑》的结论与阎琦相同,但论据不全相同。他的依据是:《通鉴纪事本末》确定李光弼进徐州在宝应元年五月;李白《游谢氏山亭》写于广德元年等。随后杨栩生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解说》一文,着重对李从军、阎琦二位的文章进行辨驳。

    一是李光弼出镇临淮、进军徐州,按两《唐书》皆为上元二年五月,《资治通鉴》记为宝应元年属误;二是李白上庐山在至德元载,上元二年春李白已在金陵;三是唐代宗在宝应元年五月登极之初即有征贤诏文。从而认定李白六十二岁时卒于宝应元年内,比较可靠。关于死因,王琦在《李太白全集》附录五《年谱》中,“谓太白生于昌明之清廉乡、读书于大匡山、而其死也由捉月于采石之数事,昔人多以为不足信。

    然在唐时已传说如此,……阙其疑,正以见所存者之可信耳。”卢振华写于1936年的《李杜卒于水食辨》一文,不同意李白溺死之说。这同于明清时期的笔记小说之论。郭启宏《李白之死的考证》则力主溺死说,但“‘捞月’、‘骑鲸’,事涉无稽”。著名学者裴斐教授《李白的传奇与史实》指出:“根据现有文献,采石江边先有一个李白坟,然后才出现下水捉月以至骑鲸飞升之说(白居易等人诗无此说);捉月与骑鲸固属‘好事者为之’,溺死并葬于采石则不无可能,须分别看待。”

      张书城《说古道今采石坟》则认为“李白含冤自沉采石江”。日本著名李白研究专家松浦友久《关于李白“捉月”传说》一文,则阐述了临终传说的传记意义。

      乔德明《李白与佛经二题》通过佛经中“猕猴捉月溺死”的典故,发现其“与李白捉月传说如出一辙,惊人相似。”认为通过对比,可以揭示李白捉月溺死这一传说的美学内涵。

      关于葬地,朱金城《“采石江边李白坟”辨》认为采石李白坟为空坟。前引裴斐文章认为“溺死并葬于采石则有可能。有此可能,但无法确证,只能视为千古疑案。”

      李子龙《关于李白之死和墓及其后人的几个问题》则认为,白居易《李白墓》诗作于贞元四年,并依据《舆地纪胜》等文献记载,力主采石系李白藁葬之地,贞元四年底或五年初才又殡葬于龙山。并对李白的子孙和孙女二人进行了详细的考述。

      李昌志《李白藁葬、殡葬、改葬始末新说》也详细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上述三个问题,目前虽然均难论定,尤其是溺死和藁葬采石问题可能是千古之谜,但进行这一探讨显然是必要的。至于完全否定,不仅证据不足,也是不可取的做法。

          五、本册也收录了几位著名专家的赏析文章。这几篇文章的特点是赏中有析,鞭辟入理。另1985年在马鞍山市举行的“中日李白诗词研讨会”,无疑是李白研究史上和中日文化交流上的一件盛事,影响深远。因而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甚多。

      本册收录了李从军写的《简述》、朱金城写于香港《大公报》的《散记》和松浦友久写于日本《东方》杂志的《报告》三篇文章,他们均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这一空前盛会的基本情况和学术收获。说明这次会议在李白与马鞍山的文化发展史上足可垂记。清代题于青山太白祠和采石太白楼的楹联甚多,考虑前几册的体量过重,不宜安排,特作为《李白与马鞍山》全套丛书的附录,排在本册之后。虽有碍本册体例,但毕竟是保存了这一有价值的资料。以上,便是我们在选编本册文章和阅读过程中的粗浅体会,权作为题记。至于所收文章可能存在的遗珠之憾,只能以俟今后,现在则难为其补了。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八日于霍去病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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