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沿革】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3-3 10: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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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

    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102326日,由中国李白研究会主办,西北大学文学院承办,延安大学文学院、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绵阳师范学院四川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中国李白研究会第十七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陕西西安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地的110名专家学者,提交研究论文90余篇,围绕李白的生平交游、思想观念、作品风格、文化影响、接受与传播、海外研究、文化开发等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马鞍山市文化和旅游委员会主任胡支农,代表中国李白研究会秘书处所在地参加了开幕式并致辞。

    年会适逢安旗教授九十华诞,会议特别安排了安旗先生九十华诞寿庆纪念环节,几位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安旗先生的学术生涯、治学道路、治学特色以及她对当代李白研究的贡献等做了论述。

    会议期间还召开了理事扩大会议和会员大会,重新提名并选举中国李白研究会秘书长,马鞍山李白研究所所长周霍祁当选。

    李白的生平交游研究。戴伟华(华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白与科举相关问题考论》对李白与科举的关系从“身份说”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将李白与科举的关系分为三个时期,即青少年的科举准备阶段,安陆十年的继续坚持和移家山东以后走上的一条非科举入仕之路,并以供奉翰林为归结。对于放弃科举的原因,作者认为并非性格所致,也不是曾为小吏或商人家庭,而是“漏于属籍”。土屋昌明(日本东京专修大学)《对李白年少时道教的管见》一文同意李白多次受道箓之说,文中对李白十五岁受道箓的位阶这一问题进行了有力的考证。蔡阿聪(漳州师院)《高适不救李白冤案原因初探》一文对高适不救李白入永王璘幕冤案的原因作了新的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杨挺(成都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潘玥(《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李白天宝初年长安游历的身份认同与文学叙事》,通过李白的诗歌,分析了李白从天宝奉诏入京到赐金还山,在长安期间复杂的心路历程。杨栩生、沈曙东、朱昌林(绵阳师范学院)《李白秦中行吟叙论》则是扩大到李白的整个秦中之行,其探讨的基础是李白“二入长安说”。左红(安徽省庐江县龙桥镇政府)《关于李白移家东鲁的思考》主要讨就李白移家东鲁讨论了三个问题:李白移家东鲁的时间、移家东鲁的原因,以及移家东鲁后的生活状况。李振中(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李白郎陵学禅考》考述了李白学禅的“郎陵”地望,以及学禅的时间,认为在确山县三宗寺的可能性最大,时间则在开元十六年春至十七年春(728729)这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武承权《李白与宗氏何年结婚及开元后期李白的踪迹浅析》,对李白与宗氏夫人的结婚时间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应该在开元二十五年李白37岁时,并对开元后期李白的游历情况重新作了梳理。武承权的另一篇《永王、李白谋反乎?》与李芳民(西北大学文学院)《“从璘入幕”罪案与李白暮年的冤愤》,两文讨论的都是李白从璘问题。武文通过梳理史料,得出永王李璘并没有谋反的结论;李文则重新审视了李白“从璘入幕”的背景与动机,以及系狱、流放时的冤愤之情。李招红(浙江省新昌县唐诗之路研究院)《李白入剡若干事略》与程宏亮、叶永胜(金陵科技学院)《李白行旅与大运河江苏段考述》,分别论述了李白在剡中(今浙江新昌、嵊州)和扬州等地的游历及诗文创作。吴河清、王融鑫(河南大学)《李白的漫游与诗歌》,从宏观角度概括了李白的漫游经历,并重点讨论漫游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曹化根(马鞍山市监察局)《李白命名地名及其相关问题探析》,则就几处由李白本人命名的地名作了探讨。査屏球(复旦大学中文系)《盛唐英灵交往之遗纵——刘复墓志考论》,根据新公布的《刘复墓志》,对中唐诗人刘复的生平、诗文、交游进行了考证,墓志中述及天宝年间刘复与王昌龄、李白交往之事,为研究王昌龄、李白的经历、交往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思想观念的研究,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不多,仅有葛景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李杜战争观的异同及原因》、欧阳艳华(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李白王道精神及其雅正文学观探析》、孙尚勇(西北大学文学院)《试论李白的政治文学思想——以<古风·大雅久不作>为中心》、白月(延安大学文学院)《佛禅文化对李白的影响》等四篇文章。葛文比较了李白、杜甫在大唐帝国对外战争看法上相同和不同的方面,认为他们都是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角度来看待战争,不同的是,李白常从战争的本体实质和大局着眼,杜甫则常从黎民百姓在战争中的具体苦难来看问题,这种差异是由他们的生活阅历和信奉的思想造成的。欧阳艳华和孙尚勇两篇文章都是讨论李白的文学思想,前者重点关注《大猎赋》中所蕴含的经世精神,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文学思想;后者则通过对《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的分析,指出李白政治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文学应坚持和实现对现实的干预。白文探讨了佛教禅宗文化对李白思想心态、性格、诗歌创作、审美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

    作品研究一直是李白研究的重点,这其中既有对李白单篇诗文的解读与考证,也有对李白作品整体风格与特色的挖掘与探索。阎琦(西北大学文学院)《杜甫<赠李白>与李白<戏赠杜甫>同为天宝十二载之作》,通过对杜甫《赠李白》诗句的深度解读和细致分析,认为此诗即是对李白《戏赠杜甫》一诗的应答,其创作时间当在天宝十二载,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天宝四载。郑慧霞(河南大学文学院)《<望天门山>题旨之我见》,认为《望天门山》一诗并非简单的写景,而是李白“至情”之流露,表现了诗人“冲决一切阻碍”的无畏与超迈。何洁莹《李白<明堂赋>的史实考征与文理解读》,考征了与李白《明堂赋》相关的史实,推论赋中所描述的明堂意象是由李白神思所构的思想结晶,并发现《明堂赋》是李白以儒家诗学系统的诗人身份自任,基于时代责任感而书写最美好的政治秩序。李娜(西北大学文学院)《从“削瓜”看<瀑布>诗的创作年代》,通过辨析诗中“削瓜”一词的使用源流,推断《瀑布》诗并非李白所作,而是出自宋人之手。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分歧与会通: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阐释史》则是从创作时间、诗意解读、艺术分析三个方面总结了学术界对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一诗的阐释与研究。吴振华(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试论李白的<姑熟十咏>》,通过搜集李白文集中所有的五言八句诗并细致分辨其语言及押韵形式,认定《姑熟十咏》是李白的作品,并对这组诗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进行了解读。他的另一篇《庐山千古毓秀气太白雄笔展诗才——论<庐山瀑布二首>兼及二诗优劣与审美距离》,则探讨了不同时代审美观念的差异对二诗优劣争论的影响。李德辉(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李白江行诗的六朝体格及其得失》、徐聪文(延安大学文学院)《简论李白游仙诗》、王小艳(延安大学文学院)《从闺情诗中的女性形象看李白的情感世界》和白虹、史晓敏(延安大学文学院)《从饮酒诗看李白性格特征》,分别探讨的是李白的江行诗、游仙诗、闺情诗、饮酒诗,通过它们分析李白的创作风格、艺术特色、情感世界、性格特征。丁稚鸿(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何人不起故园情——李白诗中的“乡情”与“亲情”情结》、廖美玉(台湾逢甲大学中国文学系)《解识春风——李白诗中的春季书写》,分析了李白诗中所表现的“故园情结”和李白对春天景物的描绘。《古风五十九首》常被学者拿来研究李白的文学思想观念,而陈建森(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从<古风>五十九首看李白诗歌的“穿越”之“思”》和刘曙初(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诗仙之问——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问句》则分别从这组诗中捕捉到了李白神思的穿越和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激情。陶成涛(西北大学文学院)《李白“古乐府之学”的音乐关照》、申东城(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李白杜甫乐府与唐代乐府诗嬗变论略》讨论的是李白的乐府创作,陶文强调的是李白对古乐府音乐属性的独到颖悟和观照,申文则把李白的乐府诗放在唐代乐府创作的大背景下考察。汤华泉(安徽大学中文系)《李杜诗歌题材取向及影响简论》,通过对李杜诗歌体裁、韵律的细致全面比较分析,指出杜甫诗歌取向上是格律派,李白是自由派;杜甫崇尚格律绳墨,李白崇尚自由表达;杜甫因难见巧,以功力胜,李白因易见奇,以天分胜;杜甫导致诗歌走向小众化,李白引导诗歌走向大众化;李白的符合诗歌发展内在要求,杜甫的做法不利于创造力的发挥。李白走向未来,与新诗精神相接轨,杜甫代表过去,留下古典的光辉。魏耕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白诗歌结构论》广泛探讨了李白歌行、乐府、五古、七古乃至组诗的结构特点,将李白诗歌结构的大刀阔斧与自然成文予以了充分揭示。经惠(中央民族大学)《李白诗中自比杨雄事典辨析》,认为李白诗中自比扬雄的事典是对翰林生活境遇的再现与反思,其关注扬雄的原因在于对扬雄的人生经历及命运产生了共鸣。崔际银(天津财经大学中文系)《浅议李白诗歌中的自我称谓》,对李白诗中第一人称的用语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从自我称谓上论证了李白是一位“主观之诗人”。康怀远(重庆三峡学院)《易解李白刍议》则别出心裁地从易学的角度解读李白,将李白与《周易》的关系揭示殆尽。

    李白在后世的传播与接受,近几年越来越成为李白研究的新方向,本次会议中提交的相关论文就达17篇之多。任雅芳(复旦大学中文系)《由小集到正集——李白文集编撰过程考论》、王永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李白诗在明代的编刻与流传》、梁树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再论严羽<评点李太白集>成书的几个问题》,谈的都是李白集的编撰及后世的刊本、评本等问题。赵涛(河南大学)《古籍目录李白集著录及其文学影响》从李白集的目录著录角度考察李白及其作品集研究的演进轨迹,以及李白的文学史地位和影响的历史嬗变过程。胡永杰(西北大学文学院)《从数量统计看二十世纪李白诗歌的经典化及其特征》、徐晓(中国人民大学)《浅论李白诗歌在唐宋之际的经典化问题——以<蜀道难>为例》则关注于李白诗歌的经典化问题,所不同的是,胡文采用的是数量统计的方法,徐文采用的是单篇观照的方法。张文利(西北大学文学院)《宋代理学视域下的李白及其诗歌》,讨论了受到理学影响的宋代学者对李白诗旨、诗风诗艺、文学声名以至人品的阐释与批评。潘殊闲(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元代文坛“中流一柱”胡祗遹对李白杜甫的接受与传播》、郝润华(西北大学文学院)《从“效李白体四十七首”看李白对李梦阳的影响》、高潞(兰州大学文学院)《明代“后七子”之一宗臣对李白的追慕》、徐小洁(安徽财经学院)《论胡震亨对唐诗及李白诗歌的研究》分别研究了元代胡祗遹,明代李梦阳、宗臣、胡震亨等人对李白的接受。张寒(中央民族大学)《明代李杜比较述评》指出,明代李杜比较一方面延续了唐宋以来的李杜优劣论,另一方面,在评论的内容上侧重于对二人诗歌体制与艺术特色的比较、在评论标准上尽量避免由主观喜好而导致的偏颇、在评论的形式上由感性形象的比较过渡到抽象概念的辨析。张海、陈颖《简论李白“捉月骑鲸”故事的传播和接受》,梳理了唐代以来李白“捉月骑鲸”故事的演变,分析了其流传的意义。王红霞、任利容(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车天辂<五山说林>解李白诸条辨析》,对朝鲜高丽时期诗文大家车天辂《五山说林》解读李白诗文的内容进行了辨析,由此为我们展示了朝鲜高丽朝人对李白的接受。陈尧(延安大学文学院)《浅谈“文化恶搞”——以李白等人为例说开去》,谈的则是李白等人在现代的形象颠覆和恶搞,通过对恶搞诗的分析,兼及文化恶搞的经典,探讨文化恶搞的类型与意义。此外,沙鸥(马鞍山市文联)《历代文献李白画像考》和万德敬(运城学院)《明清时期李白诗意图考论》,谈的是有关李白的人物肖像画和诗意画,涉及书画艺术领域对李白的接受。

    本次会议论上,有不少学者注意从文化层面研究李白,像徐洁(延安大学文学院)《以仙逸之名行终南捷径——从李白游仙隐逸诗看盛唐隐逸之风》、霍建波(延安大学文学院)《李白隐逸行为的文化透视》、徐希平(西南民族大学)《李白诗歌与民族文化再探——从李白崇尚白色之表现及原因看其与羌族文化之关系》、俞晓军(浙江省新昌县唐诗之路研究院)《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看士文化的现实意义》、王慧清《李白与丝绸之路文化初探》、海滨(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漫说唐诗“酒中趣”——以李白诗为中心》,分别从盛唐隐逸之风、羌族文化、士文化、丝绸之路文化、唐代酒文化等方面解读和考察李白,或谈其影响,或究其原因,都是对李白研究的进一步升华。

    海外研究方面,蒋文燕(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松花笺>对李白诗歌的翻译与介绍》,李春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谢·托洛普采夫(俄罗斯远东研究院)《诗仙远游:李白诗歌在俄国的译介与研究》,商拓(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李白及其诗歌在日本的传播与受容》,苏岑(西北大学文学院)《李白作品在韩国的传播和刊刻概述》,分别介绍了李白诗歌在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的翻译和传播。何建军(肯塔基大学)《穿越时空的对话——美国现当代英文诗中的李白》,则着眼于另一角度,考察现当代英文诗歌中李白的意象和象征意义问题。松原朗(日本专修大学)《近代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则介绍了20世纪以来日本的杜甫研究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自己的研究心得。

    除了以上比较集中的话题外,其他方面的研究文章也有一些,体现了专家学者们在李白研究方面广泛的研究兴趣。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李白与神仙道教关系新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李白求仙雪道与其整个生涯的关系及其阶段性变化、与其当代道教及古老的神仙文化传统的各自关系。作者认为,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是多种精神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中最主要的仍是追求各体绝对自由的精神。吴增辉(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求仙与超越追求的幻灭》指出李白的求仙学道与对生命不朽的追求最终因现实的种种原因而走向幻灭。刘青海《苏颋“李白论”新议——兼探李白早期文学道路》,以苏颋论李白为出发点并加以重新考察,由此寻求李白早期文学道路的发展轨迹。张佩《道统视阈下李白、苏轼的生命历程》则在唐宋道统转型的大背景下将李白与苏轼的生命历程作了对比,得出两人截然“相反”的轨迹。步华明、亢亚浩(西北大学文学院)《“玉浮梁”与“醉酒应召”:诗仙酒事二题》,对李白诗中的“玉浮梁”是何物作了考证,认为是唐人模仿制作桑落酒的酿造工艺制成的私酿;又从李白的饮酒习惯和长安的水文环境论证了杜甫诗“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可能性。吴要利《也论李华<故翰林学士君墓志(并序)>之真伪》,对于李子龙《李华<故翰林学士君墓志并序>辨伪》的论点提出了反驳。王松涛《熔铸旧史传评互见——<唐才子传·李白传>之传体批评》,对《唐才子传·李白传》作了评价,认为它具有自身的价值尺度和批评特征,寓文学批评于人物传略之中,体现了辛文房的诗学思想。杨明《李白文注释拾遗》是对王琦注释中疏略之处进行补充和拾遗,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托洛普采夫《长安乃李白的希望与失望》指出了李白早期对长安的向往、离开长安后仍抱有的幻想,直到最终的失望。王成武《深化李白文化研究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李白诗歌精神传播的张力》、左红《关于做好李白在安徽踪迹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一些思考》两篇文章谈的都是李白文化的开发问题。伍联群《论岑参蜀道文学的变调》则对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的蜀道行役诗作了分析。

    综述性的文章有胡可先《新出文献与李白研究述论》、胡秋妍《敦煌写本李白诗研究述评》,都是关于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李白的成果总结。今年李白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的《李白研究论著目录》经过多年的编撰终于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薛天纬《<李白研究论著目录>序》一文为我们介绍了编撰此书的曲折经历,以及朱玉麒教授对这项工作的坚持。

    朱易安《重读安旗先生的<李太白别传>》、康怀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回忆安旗先生对我的教诲》、蒋志《安旗教授对李白研究的重大贡献》、张淑华《试论安旗李白研究的贯通观》、邱晓《安旗先生书学观念阐微》,以及王志清《余恕诚先生的李白研究》,这些纪念安旗先生和余恕诚先生的文章,表达了各位作者对学界前辈的深深景仰和由衷敬意,也道出了中国李白研究会诸位会员的心声。正是有了学界前辈的孜孜耕耘与不懈努力,才让李白研究结出累累硕果,让中国李白研究会有了今天的辉煌。相信研究会在新一任会长领导下,必然会继承老一辈学人优良的学术传统,在李白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长。

                   (作者单位: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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