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文】李白秦中行吟叙论
  • 文章来源:《中国李白研究》2015年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7-22 15:42:10
  • 李白秦中行吟叙论

    杨栩生 沈曙东 朱昌林

                               

    说到李白的秦中行,则不能不涉及其晋京长安的问题。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李白研究的一大热点。

    对李白的晋京,研究者已探及四次,但是目前可信的只是两次。这也是学术界的共识,并且已经进入文学史教材。只是在第一次入京具体时间的认识上略有差异。稗山先生《李白两入长安辨》(《中华文史论丛》第二辑,1962年版)把李白笫一次入京的时间定在开元二十六年夏至开元二十八年春之间。郭沫若先生《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认为李白是开元十八年春夏之交经由南阳赴长安,开元十九年五月离京泛舟黄河东下。郁贤皓先生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南京师院学报》19784期)中进而考证,认为“李白从开元十八年夏秋间入京,到开元二十年正好三年”。郁先生的这一认定,为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和郭预衡主编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所从,代表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同。但是,我们却认为李白第-次入京的时间是开元十九年“荷花初红柳条碧”的夏间至开元二十一年五月。其理由是:1、李白有《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诗,根据高适《信安王幕府》诗序、《旧唐书·玄宗纪》、《冊府元龟》等,知信安王李祎北征契丹时为开元二十年正月,李白其时已在京城。《送梁公昌从信安王北征》诗写得意气风发,应不是求仕无着将离去的气象。据李白《梁园吟》可知其“我浮黄河去京阙”是在“五月不热疑清秋”时,而根据对《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的所叙时间考察,开元二十二年春天李白与元参军同在随州,开元二十三年又与元参军“五月相呼渡太行”同在太原游晋祠。所以,李白出京的时间只能是开元二十一年五月。2、根据李白作于开元十八年的《上安州裴长史书》,其笫一次入京最早当在开元十八年秋冬或以后,而他《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写道“忆昨去家此为客,荷花初红柳条碧”,可见李白“此”(秦中,包括长安)为客的时间是“荷花初红柳条碧”的夏间。但《上安州裴长史书》“至移三霜焉”的表述,知其“荷花初红柳条碧”的“此为客”不可能是开元十八年的夏间,而开元二十年春正月李白已在京城送梁昌从信安王北征,因此“荷花初红柳条碧”只能是开元十九年。这就是李白入京的时间。(我们对李白第一次出入京时间的认定,在拙文《李白首次入京时间之考索》〔《南京师大学报》l9852期〕和《李白生平研究匡补》〔巴蜀书社2O00年版〕中有详细考察,这里只是行文至此略陈梗概。)

     

    一、李白笫-次入京的秦中之行

     

    李白第一次入京,于安陆始途,经南阳。在南阳有过短时间的逗留,其诗之谓“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其间拜谒诸葛庐是必然的,尔后之作《梁甫吟》,且在诗文中多及“梁甫吟”、“武侯”,并以“南阳子”、“诸葛”自况,皆出于此,亦始于此。

        李白于开元十九年“荷花初红柳条碧”的夏间抵秦入京之后,在京城有过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干谒、结交甚至浪迹市井的生活。“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行路难》其二),“我欲攀龙见明主,……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梁甫吟》),“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讬意在经济,结交为兄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李侯忽来仪,把袂苦不早。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崔宗之《赠李十二》),“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遨。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嚇来煎熬”(《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行路难》其二),“经过燕太子,结讬并州儿”(《少年行二首》其一),“笑入胡姬酒肆中”(同前,其二),“夜入琼楼卧”(《少年子》)等等皆是。干谒是为了求仕,结交官宦衙门甚至浪迹市井以涨声名高身价,也是为了求仕。但是这一些手段、方法都未能奏效,“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于是企图走“终南捷径”。次年秋隐于终南山,有《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写的正是“秋坐金张馆”。或以为李白隐终南山是其首次入京的当年。其实李白不可能在当年就隐居终南山,因为正如他《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所说的“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到京城长安是求仕博取功名的,此前在京城并无名声,如果一到京城便去隐居起来,只会更是寂寂无闻,不会引起朝廷、官府的注意,达不到目的。只有在京城有了-定的知名度,再去隐居,才可能有收获。另外,从他及与他交游者的诗中也可以见出入京当年的秋天他并不在终南山,如《答长安崔少府叔封游终南山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见寄》,诗中所写崔少府所历之“地古寒云深”、“践苔朝霜滑”,显然是秋冬时节,从《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之“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讬意在经济,结交为兄弟”可知李白与崔少府结交是在他第一次入京的当年,则《答》诗便是当年(开元十九年),李白不在终南山“秋坐金张馆”。而李白与崔宗之的酬赠诗则更能说明问题。崔宗之《赠李十二》说“凉秋八九月,白露空园庭,……李侯忽来仪,把袂苦不早”,李白的酬诗《酬崔五郎中》是“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郎中之职,据《旧唐书·职官志》乃尚书都省官员,则崔、李赠酬其时在京城无疑,而“把袂苦不早”恨相见之晚,其“李侯忽来仪”也就不会是李白进京之后直到次年秋天才见崔宗之,因而李、崔相见当是李白入京的当年(开元十九年),其时为“凉秋八九月”。于此可见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不作于李白进京的当年,而是次年(开元二十年),也即是李白隐终南山是其入京的次年(开元二十年)秋天。

    詹锳先生《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13061308页)引《金石续编》卷八录天宝八载蔡玮撰《玉真公主朝谒谯郡真源宫受道王屋山仙人台灵坛祥应记》之“公主以天宝之前岁(按,即开元二十九年)孟夏月,佩参灵之印,混疑(按当为凝)始之心,灵目存真,斯焉攸处。若然者七日,而所居精室卿云覆之,有二青衣玉童自云来拜,因而动承指使,常在左右也”,谓“由此可知,开元二十九年夏以前,终南山宗圣观内并无玉真公主别馆”,“玉真公主于开元二十九年夏始在宗圣观立别馆,知此诗只能作于本年秋或以后某年秋。太白天宝元年入京,可能未被立即召见,在京逗留期间,结识张垍,请其援引”。但是,李白天宝元年是应诏入京的,没有必要去终南山隐居;即便是唐玄宗没有立即召见,但李白应该明白,既是应诏入京,召见是迟早的事,不必再去隐居或请求援引;诗中所写之“苦”,也不可能是应诏入京时的景况;而假如是应诏入京,他也不会以“丹徒布衣”自比;并且,詹锳先生所引《金石续编》之录蔡玮文“所居精室卿云覆之”云云,并不能说明开元二十九年以前玉真公主没有“所居精室”,而且其文也只是记“灵坛祥应”,此前玉真公主在“所居精室”并无“祥应”之事如“卿云覆之,有二青衣玉童自云来拜”等等,自然也就不在“记”中了。

    《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谓“弹剑谢公子,无魚良可哀”,可见李白在玉真公主别馆只是寓居。李白寓居玉真公主别馆,原本是欲拜见玉真公主,但从他《玉真仙人词》所写玉真公主“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看,可能并未如愿,于是后来便移往终南山松龙隐居。其后有《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一诗,可知在终南山隐居是松龙其地。

    隐居当然是走“终南捷径”,但是隐居也没有奏效,而且隐居的清苦寂寞如《玉真公主别馆苦雨……》所描绘的“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饥从漂母食,闲缀羽陵简。园家逢秋蔬,藜藿不满眼。蟏蛸結思幽,蟋蟀伤褊浅。厨灶无青烟,刀机生緑藓”那样,对青年的李白来说,也是难耐的。于是,当年(开元二十年)暮秋便出游邠、坊、岐,想得到地方官员的援引或地方衙门的接纳。先到邠州,可能是出于邠州长史李粲是其族兄的考虑。《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所写“胡霜萧飒绕客衣”正是其游邠州的季节,而说“何惜余光照棣华”,明显是希望李粲能伸援手。

    《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以及《登新平楼》、《赠新平少年》,或以为题中“新平”乃天宝元年邠州之更为新平郡而系之天宝年间。但是,正如王琦注《上安州裴长史书》之“广汉”所说,“太白,巴西郡人,唐之巴西郡,即汉之广汉郡,取旧名以代时称,唐人多有些习”。因而以“新平”称邠州,不足为系此诗于天宝年间之据。以《豳歌行》所写“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的凄凉和“何惜余光照棣华”的企盼,以及《赠新平少年》中韩信的“一遭龙颜君,啸咤从此兴”与“而我竟何为,寒苦坐相仍,长风入短袂,内手如怀冰,故友不相恤,新交宁见矜,摧残槛中虎,羁绁韝上鹰,何时腾风云,搏击伸所能”不遭龙颜遭际对比的悲壮之吟,非第一次入长安莫属。至于李从军先生《李白考异录·关于〈李白三入长安质疑〉的质疑》所说的“诗的前两句:‘前荣后枯相翻覆,何惜余光照棣华’是李白自咏待诏翰林的‘前荣’和现在流落的‘后枯’”,以此作为李白三入长安的作品,乃是对诗作理解的差误。《豳歌行》并没有待诏翰林的影子,只写道“忆昨去家此为客,荷花初红柳条碧,中宵出饮三百盃,明朝归揖二千石”,但这并不是待诏翰林的生活。待诏翰林的李白是“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秋夜独坐怀故山》)、“五侯七贵同盃酒”(《流夜郎赠辛判官》,远不止“中宵出饮三百盃,明朝归揖二千石”。这“中宵出饮三百盃,明朝归揖二千石”,就是“此为客”(即笫一次秦中之行求仕长安)之初的情形,就是“前荣”;“寒灰寂寞凭谁暖,落叶飘扬何处归”的“后枯”,也只能是指“此为客”这一次后来“变光辉”的情形。而武承权先生《李白弱冠自蜀入京洛求仕漫游考析》(《中国李白研究》2012年集)将《豳歌行》系于开元十三年以前作为李白开元九年入京的主要证据之一,乃因既泥于“豳州”“邠州”“新平”地名更改之称,也疏于对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倒叙生平之年份先后的排比,同时也未能详察苏颋对李白赞赏的限度。从《上安州裴长史书》“曩昔东游维扬不逾-年……,又昔与蜀中友人吳指南同游于楚……,又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的行文,可以明显见得李白是投刺苏颋在前,隐于岷山之阳在后;而苏颋之谓“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说的是“风力未成”,尚须“广之以学”,还未能比肩相如。李白尚是这样的自身条件,又是“燕许大手笔”之一的苏公如此评价,他不应该也不会急急忙忙跑到京城去求仕。只是在他受到苏颋激励,“与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的隐读之后,风力已成,学之已广,才以为“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也是《别匡山》所写的“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武文不察于此,所以才有“20岁李白才学已经得到当朝闻名的‘燕许大手笔’之一苏公的赏识,又得到海内名家李邕的赞许……那么蜀中谁还能再当李白的老师,在岷山隐居数年进行传授教学?……所以笔者认为隐居在前,会见苏公在后才是合情合理的。正是开元八年朝中两名高官在蜀中接连不断地赞美李白之才,这样激发了求仕的欲望,所以李白自蜀入京洛的时间宜在笫二年的开元九年”的认识。这个认识是失当的。

    在邠州,李白企求援引或接纳不成,这年(开元二十年)冬便游向坊州。在坊州,希望坊州王司马和曾经作过太子正字的阎某“假我青云翼”,表示“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但也无所成。于是次年(开元二十一年)春便返程终南山。在返程途中取道岐州,访古凤台,作《凤台曲》、《凤凰曲》,而后游姜太公垂钓遇文王的磻溪,以《梁甫吟》大抒了一番自已的不遇之情。

    《梁甫吟》一诗,或以为是李白供奉翰林被逐后之作。其实,这首诗之作年,正如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28页)所言,“此诗以太公、郦生为喻,皆是未遇时之口吻。若已被召入京,即使遭谗被放,亦与未遇者不同。‘我欲攀龙见明主,以额叩关阍者怒’,疾权相之蔽贤也。”亦如安旗先生进而之论:“瞿、朱所言是也。此期所作诸诗……均有鲜明特点,即虽悲不遇,然犹寄希望于将来,故每于慷慨欷歔之际,尚有自慰自解自励之辞。……本篇亦有此特点,既则曰‘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再则曰:‘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终则曰:‘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倪屼当安之。’所以如此,盖时代使然。开元之世,政治毕竟尚属清明,白亦正值盛年,入长安虽受挫折,然仅以为时机未至,犹冀风云感会,大展鸿图。故每于诗中作此等语。天宝年间诸作不复如此”。此论甚是。但将此诗系于出京行洛阳时的开元十九年,似未为尽善。安旗先生似乎回避了“八十西来钓渭滨”这一“来”字,这一“来”字,虽然写的是太公吕尚“八十西来”,但却也表明李白其时的立足点在太公垂钓的渭滨,否则着这一“来”字便没有道理。李白的乐府,如《李诗通》所言“连类引义,尤多讽兴”,最擅“触类圆览”。因亲临太公垂钓处,有感于太公、文王之遇而大抒自己颠沛流寓,历经辛酸苦楚不遇于时的慷慨不平之气。假如他是出京离开秦地后直到洛阳才大抒这种感慨,则“连类引义”“触类圆览”之“类”便不在其时了,也即是说他的感慨抒发没有了触发点。他临渭滨不抒,为什么要离去之后直到洛阳才抒呢?而且,立足点在洛阳,也就不成其“西来钓渭滨”了。

    李白在岐州磻溪短暂游览后,即回到终南山松龙旧隐处,其《春归终南山松龙旧隐》即记其事。但是不久便又下终南山,《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之“苍苍横翠薇”、“绿竹”、“青萝”景象,与春归终南山时令前后相接,亦与其后取道华州《春日游罗敷潭》之“春”吻合。而后在京城作短暂逗留盘桓。但是此时的李白去意已决,其《赠薛校书》“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姑苏成蔓草,麋鹿空悲吟。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鰲心。举手谢东海,虚行归旧林”即是这种心境。

    《赠薛校书》一诗,或以为天宝二三载作,或恐有误。“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鰲心”,可见还不曾受召。若是受召,则不当谓“无人知此音”。李白笫一次求仕长安的秦中之行,在京城在地方遍行干谒求援引,却毫无结果,这才是“无知音”。他天宝元年应诏入侍翰林,虽被放还,但却毕竟有翰林供奉的名头,毕竟有“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还山留别金门知己》)的风光,算不得是“虚行”。笫一次求仕京城的秦中之行才真是“虚行”。

    出京之后,李白取道华州。在华州是否曾登华山,因无诗作传世,不得而知。但《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写华山“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开”的气象,应是有过亲临。以安史之乱时所写“西岳莲花山”(《古风五+九首》其十七)虽“讬之游仙”(陈沆《诗比兴笺》),却也表明他曾有过华山之登才可能有莲花山之讬。但天宝三载李白是从商山大道离京的,商山去华州路不甚遥远,而方向却不同。那么,如果李白有华山之登,就可能是笫一次入京离去取道华州时。但在华州只有《春游罗敷潭》(按,王琦注:“王阮亭曰:罗敷谷水在华州。”)、《赠华州王司士》两首。

    华州之后,李白便“挂席”黄河离开秦地游梁园而去。《梁园吟》之“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正记其事。

    以上便是李白第一次求仕长安的秦中之行三年:开元十九年于“荷花初红柳条碧”时抵秦入京,曳裾王门、浪迹市井;次年寓居玉真公主别馆,继而隐居终南山之松龙,于秋冬之际出游邠、坊;开元二十一年春返程终南山途中游岐州太公钓隐之渭滨,而后归终南山旧隐地松龙,不久便下终南经长安取道华州“挂席”黄河,结束了他笫一次入京的秦中之行。

     

    二、李白应诏入京的秦中之行

     

    李白应诏晋京,是他的笫二次秦中之行。李白应诏晋京,王琦考订为天宝元年(742)。不过正如詹锳先生所说,“王氏系白入京事于天宝元年实无确据”,因系于天宝二载。李白自己说“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悅之,召入禁掖”,也只是“天宝初”,未明言“初”之何年,只是学术界皆从王琦之说,就连詹锳先生也在《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前言”中改为“天宝元年……他入京之后,得到唐玄宗的接见,作了翰林学士”。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可见李白应诏入京是在天宝元年秋天于南陵启程的。“南陵”一地,薛仲邕、王琦、黄锡珪诸年谱及注文等皆未指所属,唯詹锳先生《李白诗文系年》谓“唐属宣州宣城郡”。后复旦大学编《李白诗选》承此说,说南陵“今安徽南陵县”。但葛景春、刘崇德却提出天宝初李白并未寄家宣州南陵,天宝年间他的子女一直没离开过东鲁。詹锳先生亦修正原说,谓此诗与《酬张卿夜宿南陵见赠》之南陵俱不在宣州,而在东鲁。安旗先生亦谓“南陵,曲阜地名”,“曲阜县西南有陵城村,人称南陵”。笔者认为,无论东鲁有无“南陵”其地,但有-个现象却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李白被放还山“别知己”时吟唱的是有-定内容和-定地域的“伤时移事,荣华徂谢”的“齐之土风”的《东武吟》,而且出京之后是直奔齐鲁而去,直到天宝五载秋期间才可能有宣州之行。这样,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之后离家至少有五年的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李白不管家,也不看望自己的儿女,这是颇不合情理的。而李白对自己的-双儿女本来是极为爱戴的——“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送杨燕之东鲁》,“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念此失次笫,肝肠日忧煎”(《寄东鲁二稚子》),“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既然是这样,李白怎么可能会出京后直奔齐鲁而竟五、六年不探家不看望自己的儿女呢?这一现象,应该是可以说明李白应诏入京前就已经移家东鲁了。或者正是因为这一现象的不可圆通,才有论者对《南陵别儿童入京》及应诏入京前的一段生活另作考证而推断:“其在妻亡后,离开安陆,先安家南陵,并于开元二十六年秋准备离家赴京。此事未果,又于北上活动中,得鲁中友人之邀,再携家至东鲁。居鲁二年才受诏入京。其居南陵约一年余。因题目并没有奉诏之意,且诗意表明他对于入京后前景并不乐观,以苏秦落魄而自况,故本诗应与天宝元载奉诏入京事无关”。说《南陵别儿童入京》与奉诏入京事无关,似有点強为之说。如果说诗中用有苏秦事,那可能就是“游说万乘”,但“游说万乘苦不早”是恨自已不在更早的时候游说皇帝而被皇帝召见,说的是现在被召见了。这与苏秦的落魄并无关系。而朱买臣也是因为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被用为会稽太守。这都是在说自己现在也正是如此,受到了皇帝的赏识,皇帝要召见了。所以他才有“仰天大笑”的狂喜,也才敢说“我辈岂是蓬高人”的狂话。观他笫一次欲入京求仕,虽然自以为怀抱利器,但毕竟是自已去求,所以只敢说“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要“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不敢出“我辈岂是蓬蒿人” 一类的狂言狂语。而现在则不同于上一次了,所以才底气十足。因此,说《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与奉诏入京事无关,似乎不太说得过去。

    李白“著鞭跨马”赶到京城后,唐玄宗让他作了翰林供奉(即翰林学士)。不久,拜见了当时的大名士“四明狂客”太子宾客贺知章。或以为李白抵京后受到唐玄宗的召见是因为贺知章“言于玄宗”“ 复荐之于朝”。其实,李白不必有贺知章的“言”与“荐”。因为李白的这次晋京完全不同于上一次,他应该是得到了玄宗的诏书或是朝廷文书的,他进京之后只需有关方靣奏请唐玄宗召见。贺知章“言于玄宗”“ 复荐之于朝” 不必有,而李白以《蜀道难》见赏于贺公倒实有其事。笔者在《李白生平研究匡补》中有较详细的考察,其结论是:李白因《蜀道难》见赏于贺公一事应该是可靠的,《蜀道难》应是李白天宝元年入京不久之成,或者是此前写成,入京之后如《唐摭言》所说“以所业贽谒贺知章”。

    李白入朝之初,唐玄宗是非常礼遇的。本来,待诏翰林就是-种特别的礼遇。据《新唐书·百官志》:“玄宗初置翰林待诏,……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敇。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凡充其职者,无定员,自诸曹尚书下至校书郎皆得与选。入院一岁则迁知制诰,未知制诰者不作文书。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李白天宝元年应诏入京为翰林学士,正处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的“专掌内命”“号为内相”“天子私人”这样既荣耀亦重要且高的地位。不仅如此,唐玄宗还向他“问以国政”“ 论当世务”。 可见唐玄宗对他的优礼之厚信任之重。以此,出则随驾,入则侍宴,王侯权贵争相趋奉,“幸陪銮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赐颜色,金章紫绶来相亲”(《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待诏奉明主,抽毫颂清风。……快意且为乐,列筵坐群公”(《效古二首》其一),“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秋夜独坐怀故山》),“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玉壶吟》),“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入新丰”(《东武吟》),“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盃酒。气岸遥临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流夜郎赠辛判官》)。或者正是因为玄宗的宠信和李白的得意,兼之李白嗜酒仗气恃才傲物的个性,而为朝中肖小如张垍者所嫉,遭谗受毁。其诗中多有遭谗受毁之情的抒写——“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玉壶吟》),“众女妒蛾眉,双花竞春芳。魏姝信郑袖,掩袂对怀王。一惑巧言子,朱颜成死伤”(《惧谗》),“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在谗毁中,李白也日感唐玄宗的疏远:“君子恩已毕,贱妾将何为?”(《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四),“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感遇》其四),“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妾命薄》)。并且深感将大难临头,他以《善哉行》古辞的“来日大难” 为题作《来日大难》(按,王琦注:“《来日大难》即古辞《善哉行》也,盖摘句以命题耳。”)可见其惶恐畏惧之情。于是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既而上疏请还山”,唐玄宗也“或虑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恐掇后患,惜而遂之”,于是“赐金归之”21,算是体体面面地将李白逐出了朝廷。李白本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应诏而晋京,却不料是这样的结果,悲愤难抑,挥泪而去:“挥泪且复去,恻怆何时平!”(《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二)

    李白“请还旧山”大约是在天宝三载正月送贺知章归越之后不久,三月即去朝出京。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三载正月“庚子,遣左右相已下祖别贺知章于长乐坡,上赋诗赠之”。其时,李白有《送贺监归四明应制》、《送贺宾客归越》。又有《月下独酌》其三:“咸阳二三月,千花昼如锦。谁能春独愁,对此径须饮。穷通与修短,造化夙所禀。一樽齐死生,万事固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观诗中情绪,显系被逐去朝之后所有。

    出京之后,李白在秦中有短途的行游。其《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诗写道:“落羽辞金殿,孤鸣讬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西飞。”又有《别韦少府》诗:“西出苍龙门,南登白鹿原。欲寻商山皓,犹恋汉皇恩。”又有《答杜秀才五松山见赠》诗:“昔献长杨赋,天开云雨欢。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角巾东出商山道,采秀行歌咏芝草。”原来李出京后本打算“向陇西飞”,但是经咸阳西去登太白峰后却又改变了主意。《登太白峰》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一别武功去,何时复更还?”“西上太白峰”,表明诗人是从长安而来。“一别武功去”,是别太白山后而南去武功山(按,《水经注·渭水》:“太白山在武功县南,去长安二百里,……杜彥达曰:太白山南连武功山。”则太白山在武功县与武功山之间,北邻武功县,南连武功山)。《登太白峰》一诗,或以为乃李白笫一次入京秦中行之作》22。其实,这首诗应该是李白笫二次秦中之行出京后西逰“向陇西飞” 时所作。为明于此,我们不妨将李白的另一首写登太白峰的诗(即《古风五十九首》其五)与《登太白峰》并读。《古风五十九首》(其五):

    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尔与世绝。中有綠发翁,披云卧松雪。

    不笑亦不语,冥棲在岩穴。我来逢真人,长跪问宝诀。粲然启玉齿,授以炼药说。

    铭骨传其语,竦身已电灭。仰望不可及,苍然五情热。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

    这首诗中所表现的求仙问道超尘出世“永与世人别”的思想,显然是被逐出朝之后的,而与《登太白峰》的“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愿乘泠风去,直出浮云间”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太白与我语”之“太白”,既不是山名,也不是星名,而是因“金星之精,坠于终南圭峰之西,因号为太白山”(《录异记》卷七《异石》)联想到了被仙化了的太白仙人,所以“太白”才能“与我语”。诗的意思是说,太白仙人对我说,他要为我打开通天之门;我愿意乘风而去天庭,出浮云而超脱尘世。因此,《登太白峰》应与“太白何苍苍”一首为同时之作。其所以一事两诗,乃因《登太白峰》一诗是写实而发挥联想抒胸中之情,但这毕竟颇受限制;“太白何苍苍”以游仙的形式驰骋想象,将仙(“绿发翁”,即“真人”)写得更具体更形象更具“仙”性,从而把“吾将营丹砂,永与世人别”的心情表现得更突出更强烈。可以说,“太白何苍苍”一首,是借游仙对《登太白峰》的深度发挥。

    李白登太白峰“一别武功去”后,即“南登白鹿原”, 过商山四皓墓,出商州道东去(按,其《春陪商州裴使君游石娥溪》之“游子思故乡,明发首东路”正指明了他的去向),结束了他第二次入京的秦中之行。

     

    三、李白两次入京的秦中之行对其创作的影响

     

    李白两次入京的秦中之行,求仕和从政失败的打击一次比一次沉重,对他思想的冲击也一次比一次更強烈,这对他当时及其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以长安为中心的秦中行,他“西入秦海,一观国风”,原以为功名可轻取,“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极为自信。岂料抵京之后的情形却大非如此,不仅“曳裾王门”干谒不进“不称情”,浪迹市井掀不起动静,欲拜见玉真公主而不成,隐居终南山声名不起,就连想求地方官一伸援手“何惜余光照棣华”的希望也成泡影。这时的李白才感到了“世路今太行”(《拟古》其七)求仕的艰辛人情的浇薄,大呼“行路难!行路难!”

    求仕失败了,这对李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是,这也使李白增加了对世事的了解和认识,明白了一个道理:世上无知音——“钟期既已没,世上无知音”(《月夜听卢子顺弹琴》),“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他強烈的不甘不屈之情。《拟古》(其七)一首,他明知“世路今太行”,但因“人非崑山玉,安得长璀错”,因而要及时建功名以传不朽,“身沒期不朽,荣名在麟阁”。《长歌行》则警醒自己:“功名不早著,竹帛当何宣?”《梁甫吟》所灌注的不甘不屈精神则更为強烈:“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倪屼当安之”。吕尚之遇于文王,成为显赫一时的辅弼名臣;郦食其之用于刘邦,成为楚汉相争叱咤风云的人物。这对早就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愿为辅弼”理想的李白来说,有多強烈的吸引力!而对自已的铩羽来说,又有多強烈的刺激性!在这两位历史人物身上,诗人寄寓的是明主终当出现,英才不会埋没,自己定能有所作为,所以大丈夫要安于困厄,以待时机。充溢着满腔的不甘不屈之情。同样,《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六)“宝剑双蛟龙”一篇,他坚信“雌雄终不隔,神物会当逢”。而《行路难》(其一)则将这种感情表现为強烈的自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而离开秦地之后的《梁园吟》,既“莫学夷齐事高洁”,将耻食周粟隐而不出,不济于世的伯夷、叔齐否定,又将信陵君、梁王、枚乘、司马相如一笔扫倒,“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他们虽或功业有成,但均非济苍生者,而自己却要济苍生安社稷,坚信“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这就是李白精神——不甘不屈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

    李白笫一次求仕长安失败的秦中之行还有一个重要收获,就是他性格中的傲岸精神,经过了一番挫折,在世事的磨难中得到了一次提升。一个人的性格,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如果没有社会的锻炼,它便没有了社会的意义,不过仅仅是性格而已。就李白而言,早年蜀中的他,一首“大鵬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的《上李邕》(按,此从葛景春先生说23),居然“敢以敌体之礼自居”,“又非所以谒大官见长者待师儒之礼”24对时负书名文名的前辈李邕,虽甚傲岸,却不过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气盛。而出蜀之后寓居安陆期间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之“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和《上安州裴长史书》之“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虽然傲气十足,但却也不过是恃才而出的纸上理想之论和使性仗气之言。象《南轩松》中的“南轩有孤松,柯叶自绵冪”,也只是自赏的孤高。而在以长安为中心的秦地求仕遭受多方靣打击之后,对社会的各个方靣,包括世事、仕途、人情、官府、权门等有了具体的认识,他的傲然之气之所发之所指向则与此前大不相同了。《梁甫吟》以吕尚之遇于文王的“逢时壮气思经纶”和郦食其之用于刘邦“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与“我”的“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相对比,指向的是权奸当道,才路不通,贤者不达于明君的现实,其以剧孟自比“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的傲然之气由此而出。“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行路难》其二)发思古之幽情,指向的是今无“燕家”之帝王,“行路难,归去来”的傲然之气激荡而出。《梁园吟》将古代的所谓高隐之士伯夷、叔齐以“莫学” 加以否定,又将信陵君、梁王、枚乘、司马相如扫倒,眼光何其高傲!而“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为平交人”(《结客少年行》),直言不讳,傲视的是“府县”“王侯”。 意味最深的是《襄阳歌》。李白自京中铩羽而归,在襄阳拜谒颇负推贤进能之名的荆州长史韩朝宗,“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李白已经把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可是却仍然遭拒,可见朝廷的求贤不过是装点门面的虚言,以推贤进能见称者,亦只是徒有其名。于是李白以嘻笑戏谑之语,写尽饮酒作乐、任情放浪之态,寓庄于谐,将愤懑之情、傲然之气充溢其间,正所谓“谑浪笑傲,心中是悼”。

    显然,求仕失败的秦中之行当时及其后这期间,李白的傲岸已不是蜀中和初寓安陆时的使气任性恃才傲人,而是具有了比较突出的社会性。

    可以说,不甘不屈之心傲岸之气,是李白笫一次秦中行及其后一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精神。

    李白笫二次秦中之行,是长安从政的失败。前次是自己要“西入秦海,一观国风”,“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的大话已经说出,却又铩羽而归,虽然不甘不屈于失败,但却已经窩了一肚子的火。而这次是唐玄宗请他去,本以为从此可以飞黄腾达大展宏图,所以极为得意地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岂料却遭馋受毁为唐玄宗所疏,终至被逐,兼之供奉翰林对统治集团、现实政治了解认识的加深,使他的一腔怒火发而为揭露现实、抨击时弊、傲睨权要、蔑视富贵、抗争命运的愤慨之词。其《鸣皋歌送岑征君》、《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等一系列篇章,将傲岸精神升华为桀傲不驯的抗争精神、不满于现实的叛逆精神,成为他诗歌的主旋律,标志着其诗歌思想和极具个性艺术风格的高度成熟。

    我们为李白政治上的失败抱屈,我们更应该为他政治上的失败而成就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响遗千古的“诗仙”之名而鼓舞!

     

     

     

    ⑴ 郭预衡主编《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⑵ 郁贤皓《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78·4·),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齐鲁书社1982年版),安旗、阎琦《李白诗集导读》(巴蜀书社1998年版)。

    (3)王运熙、杨明《关于李白〈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远别离〉的写作年代》(《李白研究论丛》,巴蜀书社1987年版),詹锳《李白〈梁甫吟〉解》(《李白学刊》笫二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l年版,P318)。

    ⑷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P220﹚。

    ⑸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附录四)(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版,P780)。

    ⑹ 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系之天宝三载,安旗《李白全

    集编年注释》编之天宝二载 。

    (7)详见杨栩生《李白生平研究匡补》(巴蜀书社2000年版,P60)。

    (8)詹锳《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36)。

    (9)葛景春、刘崇德《李白由东鲁入京考》(《河北大学学报》1983·1·)。

    (10)詹锳《谈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文史知识》1987·12·)。

    (11)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P422),安旗《李太白别传》(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版,P85)。

    (12)杨栩生、沈曙东《〈文苑英华〉之李白诗题目异文辨读》(《中国李白研究》2O14年集)。

    (13)杨栩生、沈曙东《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诗题辨识》(《李白文化研究》2OO8年集,巴蜀书社2O08年版)。

    (14)查屏球《李白与五松山关系三考》(《中国李白研究》2O14年集)。

    (15)王琦《李太白全集》附录《年谱》:“太白至京师,与太子宾客贺知章遇于紫极宫……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初至京师,与太子宾客贺知章遇于紫极宫(即玄元庙)……复荐之于朝。”

    (16)《二十五史·新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P131)。

    17)(18)(21)李阳冰《草堂集序》。

    19)(20)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22)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P141),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P29642965)。

    23﹚葛景春《李白〈上李邕〉写于蜀中》(《社会科学研究》1986·6·)。

    24)朱諫《李诗辨疑》(转引自裴斐、刘善良《李白研究资料汇编》,P251)。

     

        (作者单位:绵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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