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文】宋代李白诗歌接受特点分析
  • 文章来源:《中国李白研究》2014年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6-16 15: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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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李白诗歌接受特点分析

     

      张淑华

     

    摘要:宋人在李白诗歌接受方面的特点有:一、辑佚整理了李白诗歌,大大扩充了李白诗歌数量,为系统研究李白诗歌提供了可靠文本。宋代唐诗选本中大量选录了李白诗歌,高度肯定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和诗歌地位。二、从多角度论述了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并将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概括为豪放飘逸。三、宋人接受并认可了“李杜”并称的说法,凡论李白几乎必提杜甫,通过比较,厘清了二者各自的优势和独特艺术才华。四、宋人还从诗歌的表现内容及人格品行方面对李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未能尽善尽美,难与杜甫比肩。究其原因是宋代推崇现实主义文风,李白因其浪漫主义诗风,未能成为宋型文化的诗歌代言人。

    关键词:李白 宋代 接受

       

    唐代李白诗歌接受的考察途径有三:唐诗选本、碑传、友人写给李白的诗歌中的评论、评论诗歌发展时对李白诗歌地位和特点的评论。概括这些方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元白对李白诗歌发表过批评言论外,唐人几乎众口一词地肯定李诗,主要集中为这样几方面:唐人多认为李白诗歌思想内容具有讽兴政治的社会功能、符合儒家诗教传统;诗歌表现上长于古体,不拘文律;包罗万象,想象奇特。然而这些评价大多言简意赅,未结合李白诗作大规模深入展开,真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审视李白则始于宋代。宋人以各种方式传播和接受李白诗歌,搜集并整理了李白的诗文全集,在诗、词、文、笔记小说、诗话和词话中频繁提及李白,从诗歌的风格特征、诗歌内容、艺术表现乃至人格境界等多方面评论了李白及其诗歌,第一次全方位地审视了李白诗歌。对后世的李白接受产生了极大影响。

     

    一、诗文集编纂整理方面

     

    宋人整理了李白诗歌,大大扩充了李白诗歌数量,为系统研究李白诗歌提供了可靠文本;宋代唐诗选本中较多选录了李白诗歌,起到了广泛传播李白诗歌的作用。

    唐末五代战乱,给文化带来了破坏性打击,宋建国后便着手致力于整理各种文学文化典籍,李白的集子是宋人较早开始整理的诗人全集。

    北宋咸平元年,乐史就开始辑佚与整理李白诗文,他先后两次整理了李白诗文集,共收集李白歌诗集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文集十卷,名为《李翰林别集》。熙宁元年,宋敏求又以这个本子为基础,将从各处文献中搜集来的李白诗文,编成三十卷本《李太白文集》。虽然这个本子还遗漏了唐编《才调集》和宋编《文苑英华》中收录的十几首李白诗歌,但是宋人对李白诗歌所做的辑佚整理工作大大扩充了唐以来的李白诗歌数量,其后几百年,这个数量和篇目都很少变化。与清代王琦的本子相比,宋本只差了两首词和一首《送舍弟》,王琦本补遗部分也只比宋本多了49首诗歌,可见,宋人在保存李白诗歌文献方面功绩巨大。

    除全集外,宋人的一些唐诗选本或诗文集也收录了李白的部分诗歌。王安石《四家诗选》,专选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四家诗歌以为楷模;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收录李白诗歌167首,居所选盛唐诗人首位;《文苑英华》选录诗文以唐代为主,唐诗人、诗作入选比例分别为80%90%,其中选录李白诗歌243首,居所选唐代诗人第二(第一为白居易);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收上古至唐末五代的乐府歌诗和谣词,其中收录了李白乐府诗歌161首,入选数量居全书之冠。其余《诗林广记》、《丽泽集诗》、《竹庄诗话》、《千家诗》等诗歌选本也都收录了多首李白诗歌。从这些选本收录李诗的数量来看,李白诗歌得到了宋代选家的集体肯定和重视,李白被认为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李白诗集的第一个注本——杨齐贤注《李翰林集》,第一本年谱——薛仲邕的《唐翰林李太白年谱》,都在南宋出现。虽然杨注有不少错误之处,且“博而不能约”,薛氏所作年谱也太过简陋,但是,这些研究表明宋人对李白的研究越来越细化,使得李白诗歌的接受能够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展开。

    从诗文集的辑佚、编辑到唐诗选本中收录大量李白诗歌,再到出现李白诗歌注本、年谱,宋人对李白诗歌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们的研究客观上必然推动普通接受者对李白诗歌的接受兴趣。

     

    二、诗歌风格论述方面

     

    宋人论述了李白诗歌气势宏大、自由奔放的艺术特点,将李白诗歌的风格概括为豪放飘逸。并高度赞扬李白诗歌中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唐人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是第一次收录李白诗歌并对其诗歌创作风格进行评论的唐诗选本。殷璠认为李白为人“志不拘检”,为文“率皆纵逸”,为诗“奇之又奇”。这一评价揭示了李白诗歌与众不同的独特诗歌风貌,可谓中肯之极,然仅仅是种高度概括抽象的评价,宋人对李白诗歌的理解和体认要细致得多。

    宋人首先对李白诗歌气势宏大、自由奔放的总体艺术风貌给予了高度赞扬。曾巩称赞李白:子之文章,杰立人上。地辟天开,云蒸雨降。播产万物,玮丽瑰奇。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长河,浩浩奔放,万里一泻,末势犹壮……“意气飘然,发扬携伟,飞黄駃騠,轶群绝类”[1],“其辞闳肆俊伟,殆骚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2];李格非称“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3];释契嵩赞李诗“体势才思,如山耸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穷极”[4];郑厚认为“李谪仙,诗中龙也,矫矫焉不受约束”;杨万里则认为李白诗“如列子之御风,无待乎舟车也”[5]。更为可贵的是,宋人挖掘出与这种壮伟恣肆的诗歌风格表里一致的是李白诗歌中蕴含着一种高昂积极、催人奋发的精神力量。李纲称赞:“太白诗,豪迈清逸,飘然有凌云之志。[6]”黄庭坚指出“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瞑暗啽呓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耳”;[7]这种评价经过多家诗话辗转引用,也成为宋人对李白诗歌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一致看法。宋人不仅强调李白诗歌中反映出来的傲岸风骨与自信乐观精神,还借此道出了李白诗歌的精神教育功能,“读之(李诗)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8],“太白当险阻艰难,流离困踬,意欲卑而语未尝不高”[9]。这种力量使人敢于以正面积极的态度面对艰难人生。

    对于李白诗歌的这种风格特点,宋人最终倾向于界定为“豪放飘逸”。王安石批评李白诗歌风格单一时也不得不说,“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10],朱熹《论诗》中云:“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11],可见李白诗歌“豪放”的风格特点至少在南宋时已得到诗家认可。其实,宋代诗话中还散见着各种关于李白诗歌风格的评价,如葛立方《韵语阳秋》认为李白诗歌是平淡而天然,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评价李白《东武吟》,《赠宋陟》二诗,风格悲壮;李白古体磊落清壮,语简而意尽。但这些都是针对李白诗歌的具体篇章而论的,非是对李白诗歌风格的总体评价。因此,宋人还是将“豪放飘逸”看作李白诗歌的主导艺术风格,这一评价也成为后世对李白诗歌主要风格的定论。

     

    三、在李杜优劣问题上的争论

     

    将唐人提出的李杜优劣问题白热化,从多方面对比了李杜诗歌的异同,展开了对这个问题的大讨论。通过争论,逐渐认识到了李杜这两种风格不同的诗歌各有所长。

    李杜并称之始便是争议之始,自元稹、白居易发表过李不如杜的观点后,这种看法便甚嚣尘上,宋人注意到这个观点,也特别关注李杜优劣问题,并从多个方面展开了有关李杜诗歌比较的大讨论。

    在比较李杜诗歌艺术风格方面,虽然只有王安石明确批评李白诗歌风格单一,“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行。”[12]但这个批评由于出自文学权威王安石之口,又经多种诗话辗转引用,因此影响较大,成为宋人批评李不如杜之一个方面。

    在比较李杜诗歌语言运用方面,有些评论家认为李白诗歌往往出“奇语”、“云烟中语”,对其随手掂来、却超凡脱俗的语言能力予以赞扬。也有些评论家批评李白诗歌语言不够锤炼、对仗不够工整。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中指出欧阳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之句”并不好,原因是“‘青天外岂可与白鹭洲为偶哉?”[13]批评李诗语言欠缺锤炼;黄彻更是在《跫溪诗话》中批评:“太白捶碎黄鹤楼君山好捶碎铲却之语,但觉一味粗豪耳”,[14]这些批评的着眼点大都关乎诗歌律对,认为李白诗歌用语时欠考虑。对此,苏轼曾经在《书李白集》中指出,李白集中往往有临时卒然之句是其“豪俊”“飘逸”的天赋气质所造成的。宋人对李白诗句的这种批评,其实是宋代诗话流行,诗人喜谈诗法,讲究炼字、炼句、不及全篇的流弊所致,李白诗歌往往一蹴而就,非推敲琢磨为之,宋人以亦步亦趋的绳墨规之,李白诗歌句法显然不能尽善尽美。

        也有少数人如北宋徐积就认为,李白诗歌雄奇瑰丽的表现内容和给人的精神鼓舞远超杜甫。他在《李太白杂言》中描述了李白诗歌吞吐万象,胸罗四海的不受尘网牵萦的气象,和阅读李诗带给人的“万叠秋山清耸骨”的爽利之气。并将之与屈原、宋玉、贾谊、司马相如、杜甫相比,认为杜甫诗歌无法与李白诗歌相比,鲜明地亮出自己扬李抑杜的态度。

    以上议论都是宋人针对李杜诗歌艺术提出的比较意见,反映出一部分宋代诗评家“抑李扬杜”的观点。但是,宋代的文学大家都能客观公正看待李杜诗歌,意识到二人具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特色,难分伯仲。

    欧阳修本人极为欣赏李白,大力推崇李白,诗歌写作多学习李白,却在评价李、杜二人诗歌时选择了较为客观的立场。他在《笔说·李白杜甫诗优劣说》中指出,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15],从两人各自不同的特点对其进行了客观的比较。与欧阳修一样,苏轼性格近似李白,诗歌创作也多学习李白,风格雄奇豪放。但在比较李、杜时,他的态度也很客观。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他评论李杜曰:“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16]将两人看为并峙的诗歌高峰。南宋时,张戒指出应李杜并尊,两人“未尝优劣”[17]。行为性格酷似李白、诗风兼得李杜风范的陆游,也在《白鹤馆夜坐》一文里指出李杜齐肩,认为他们是继屈原、宋玉以后,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人,“屈宋死千载,谁能起九原?中间李与杜,独招湘水魂。”杨万里更是在《诚斋诗话》里根据李白《山中问答》和《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提出了“李太白诗体”的概念。后来,严羽在杨万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人而论,则有太白体”[18]。他将李白作为盛唐典范加以推扬,主张李杜并尊,赋予了李杜较为公正的视点:“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19]《沧浪诗话》对李杜风格的这一准确评价,深得后世诗评家认可。可以说,经过上百年对李杜诗歌优劣的争议,宋人终于厘清了李杜二人各自的优长,得出了李杜并尊的观点,体现出宋代评论家能够区别对待两种不同类型优秀诗歌风格的艺术气度与胸襟。

     

    四、对李白行为人品的批评

     

    宋人对李白诗歌的思想性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诗家认为他的诗歌在思想上并非尽善尽美,并将之与杜甫相比,指责李白无法与杜甫比肩。

    儒家诗教标准一直是我国古代评价文学作品优劣最重要的原则,宋人也自觉运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李白诗歌。黄庭坚称赞“李白歌诗,度越六代,与汉魏乐府争衡”,[20]释契嵩亦云:“余读《李翰林集》,见其乐府诗百余篇,其意尊国家,正人伦,卓然有周诗之风,非徒吟咏情性、咄呕苟自适而已;”[21]“李白乐府三卷,于三纲五常之道,数致意焉。虑君臣之义不笃也,则有……虑父子之义不笃也,则有……”[22]李觏认为李白诗歌符合“尧舜之道”、“周孔之教”。这些都是从儒家诗教标准角度出发,肯定李白诗歌符合诗歌正统的看法。

    然而,另外一些宋代评论家却认为李白的行为方式影响了其作为一代师表的声望,他们从否定李白的行为方式出发,继而发展到对其诗歌写作内容及人品的批评。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王安石编《四家诗选》时,将诗人顺序列为杜、欧、韩、李,当别人问起这样排序的原因时,王安石回答,“白才高而识卑,其中言酒色盖什八九。”[23]围绕这句批评,不少宋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王巩在《闻见近录》中指出这则记载不足征信,称王安石并未有此批评。李纲则认为李白诗歌有文无质,理当排序最后。陆游虽指出李白诗歌中写酒与妇人之作并不多,但却同样批评李白见识短浅,“《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盖白识度甚浅。观其诗……浅陋有索客之风。”[24]陈善则认为内容不能影响诗歌的精神主旨,“予谓诗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其于诗特寓意焉耳,岂以妇人、酒能败其志乎?”[25]这几种不同的看法,显示出宋人在李白诗歌内容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但是由于王安石批评李白诗歌内容的这条材料被《麈史》、《钟山语录》、《遯斋闲览》、《苕溪渔隐丛话》和《文献通考》等几种诗话辗转引用,致使后人认为宋人对李白诗歌内容多有不满。

    宋代对李白行为方式的批评中另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对于李白从璘事件的争论。苏辙与毕士安认为太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永王将去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26]对李白“从璘”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且认为李白处世的价值观不对。还有一些评论家也对李白“从”一事发表了看法。刘克庄说:太白当去就,欠商量[27]。这种说法实际上还是批评李白缺乏政治眼光。蔡宽夫认为李白从璘的原因是李白本学纵横之术,中原扰攘时欲立奇功,却因知人料事失误身陷囹圄,这又是将李白看成一个投机取巧之人。苏轼认为李白是被胁迫,指出批评者是“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28]看似原谅李白的政治判断,但却认为李白不能没看穿李璘意欲篡权的野心,理所当然认为李白应该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只有朱熹认为李白从璘是文人没头脑的表现,不须就此大作文章,认为文人无法分辨政治风向很正常。以上争论虽角度不同、意见不一,但关于李白是否应该是个政治上成熟的人,其实质还是李白是否“才高识卑”的问题。

    宋人对李白识度及人品的质疑逐渐酝酿成一场大规模的、上升到国家民族高度、关乎作家人格的大批判。黄彻从李白诗歌的写作内容出发,批评李白为诗任性,只知以诗泄心头之愤,不知关注广大的国计民生,“白之论撰亦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29]又说,“‘辞粟卧首阳……’此类者尚多。余谓虽累千万篇,只是此意,非如少陵伤时忧国,感事触景,忠诚激切,寓意深远,各有所当也”。[30]罗大经也表达过同样的看法,“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31]赵次公更进一步批评,“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正何补于教化哉![32]宋人的这些批评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李白未能时时刻刻将社稷苍生系于心胸,忘记了作为一位伟大诗人所身兼的教化民众的责任。于是,黄彻得出结论,“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33]于是,李杜优劣的问题终于变成了谁更有资格成为一代诗表的问题。当然,在宋人看来,道德人品是第一位的。因为李白不如杜甫“一饭未尝忘君”,时刻心忧天下,所以从思想性上比较,则“李不如杜”。但是如果换个角度来看,宋人对李白的批评也表现出他们对一代诗表在文品、人品方面的至高期许。如果不是将李白看成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宋人也不会对他提出如此苛刻的要求。

    然而,宋人对李白不关心国事民生的看法显然有些武断。裴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谁比李白更能称得上是政治诗人,他的政治抱负在当时和后世都不太被人理解。比如,“从璘”一事在李白来说,正是其以花甲之身心忧天下,不忘苍生、身体力行、救国图存的勇敢义举,却未能被宋人理解。宋人对李白行为及诗歌思想性的误读,导致李白对政治和国事的热切关心被轻易抹杀了,李白被宋人贴上了标签。与此同时,在抑李扬杜的过程中,宋人也将杜甫符号化了。杜甫从此被看成用诗歌抒写历史的伟大爱国诗人,其诗歌成为“诗史”。这个说法的影响之大致使普通读者将杜甫与爱国诗人相挂钩,反倒忽视其诗歌多样化的风格与特征。

     

     

     

    宋代,汉唐以来形成的“出将入相”的格局被打破,科举成为宋代选拨官员的最主要途径,文人普遍拥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对一个诗人来说就是时刻与时代、国家、人民的脉搏相连,以现实主义的姿态反映现实社会、关注社会问题。套用刘克庄的诗句就是,“忧时原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对李白诗歌思想性的批评,其实是他们大力提倡现实主义诗风的一部分。因为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不符合宋代的时代文化定位,因此没有成为宋代文化选定的诗歌代言人,所以遭到了宋人的批评。

     

     

    [1](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7月,第1509页。

    [2](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7月,第1479页。

    [3](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7月,第1525页。

    [4]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249页。

    [5]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9136页。

    [6](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7月,第1540页。

    [7]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3546页。

    [8]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3854页。

    [9]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9106页。

    [10]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3556页。

    [11]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6111页。

    [12]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3556页。

    [13]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3207页。

    [14]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2368页。

    [15](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6,1044页。

    [16](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7月,第1529页。

    [17]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3238页。

    [18]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8721页。

    [19]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8728页。

    [20]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9133页。

    [21]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249页。

    [22](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7月,第1543页。

    [23]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5563页。

    [24]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1538页。

    [25]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5563页。

    [26]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9136页。

    [27]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8365页。

    [28]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9132页。

    [29]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2371页。

    [30]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9137页。

    [31]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7628页。

    [32](清)王琦:《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7月,第1533页。

    [33]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12,2372页。

    [34]殷春梅:《宋代的李白研究简述》,《中国李白研究2006-2007年集》,合肥:黄山书社,20079月。

    [35]袁晓薇:《“诗圣”的标准与“谪仙”的意义》,江淮论坛.200311

    [36]伏涤修:《李白诗受后世诗评家贬抑冷落原因探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3

    [37]葛景春:《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8月。

    [38]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研究》(博士论文),2010年。

     

     

    (作者单位: 西北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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