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文】明代朱谏与李白诗歌辨伪
  • 文章来源:《中国李白研究》2014年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7-20 10: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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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朱谏与李白诗歌辨伪

     

    徐小洁

     

    内容提要:本文拟将朱谏辨疑置于比较广阔的历代李诗真伪问题的研究背景之中,考察辨伪这种独特的诗歌批评方式对于厘清李诗的意义与价值。梳理宋代以来关于李诗辨伪的文献资料及主要观点,大致可以发现苏东坡、黄山谷辨伪之说影响最大,“伪撰者”以李益、李赤最具代表性,伪诗则以《笑矣乎》、《悲来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最为可疑。历代辨伪大多从李诗的艺术风貌出发,注重主观感受,苏、黄等人的辨伪观带有比较明显的主观色彩,朱谏辨疑亦不例外。

    关 键 词:朱谏  《李诗辨疑》  李诗真伪

     

    明代朱谏《李诗辨疑》[①]与《李诗选注》虽为合刻,却较《选注》流传稍广。敬乡楼丛书编撰者以单行本形式印行此书,知者遂多。朱谏辨疑体系主要由两部分组成:《辨疑小序》和二百余首疑诗的辨析。《辨疑小序》置于卷首,以问答的形式系统地阐述了朱谏对诗歌艺术特征的认识及李诗疑作存在的客观原因,并从艺术风貌的角度,以李益、李赤伪劣诗风为反面典型,强调李诗能够精察并得以甄别的可能性,具有较高的学术自信。《辨疑》两卷,收录李诗二百一十六首,每首辨析或详或略,有的仅一笔带过。在此特别要说明的是,入《辨疑》的诗作未必为伪,入《选注》的诗作未必全真,这是朱谏辨疑体系稍显复杂之处。本文拟将朱谏辨疑置于比较广阔的历代李诗真伪问题的研究背景之中,考察辨伪这种独特的诗歌批评方式对于厘清李诗的意义与价值,探寻前人代表性观点对朱谏辨疑产生的影响。

    李白诗歌自结集流传之日起,似乎已存在“先天不足”。诚如余嘉锡先生所言:“凡人之作诗文,有不及存稿者,有自以为不满,随时删去者。其编集之时,若出于其子弟、门人及朋友之手,则去取谨严,此类皆所不收。传之既久,后人偶得遗稿,惜其放失,则又搜辑成帙,或遂重为编定,杂入原书卷第之中。其较为矜慎者,乃不敢以乱原次,别编之为外集。夫既出于其人之所弃余,则自视其内集为肤浅。而又因时代既远,鉴别难精,往往杂入伪作。名愈盛者,其伪愈多。” [②](《古书之分内外篇》)李白诗集版本源流之复杂,恐远甚于此,客观上造成了李集真赝参错、疑谬杂出的突出现象。且“名愈盛者,其伪愈多”,或有意作伪,或无意错收,或误入,或假托,盘根错节,年岁越久,越难以辨识。晚明诗人徐熥甚至说:“此非太白不能辨也。”亦不无道理。

    若将自宋代以来关于李诗辨伪的文献资料及主要观点细加梳理,大致可以发现苏东坡、黄山谷辨伪之说影响最大,“伪撰者”以李益、李赤最具代表性,伪诗则以《笑矣乎》、《悲来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最为可疑。历代辨伪者往往不离这三个角度。

    苏东坡关于李诗辨伪的言论大致有四处,见诸不同出处。为方便起见,此以《苏轼文集》卷六十七所收四则“题跋”[③]为参考。《书李白十咏》云:“过姑孰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语浅陋。见孙邈,云闻之王安国,此乃李赤诗,秘阁下有赤集,此诗在焉,白集中无此。”此疑李白《姑孰十咏》为李赤诗。又《书李白集》:“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贯休、齐己辈诗也。”语气肯定。又《书学太白诗》:“有狂人李赤,乃敢自比谪仙,准律,不应从重。”又《书诸集伪谬》:“唐末五代,文章衰尽,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近见曾子固编《太白集》,自谓颇获遗亡,而有《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以下词格。二人皆号有识知者,故深可怪。”

    先从流传的角度来看,后世对苏东坡辨伪之说直接引用的甚多,在此略举数家:唐柳宗元《五百家注柳先生集》附录卷二收有苏轼《又书李赤诗后》[④] ,内容与《书李白十咏》几同;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收有《书诸集伪谬》[⑤],文字略异,无小标题;宋魏庆之编《诗人玉屑》卷之七“评论门三” 收有《书诸集伪谬》,略异,无小标题;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第五“李谪仙”条收有《书诸集伪谬》,略异,无小标题;又合《书李白十咏》与《书李白集》为一段,起句为“东坡云”,段末有胡仔点评,云:“苕溪渔隐曰:‘东坡此语,盖有所讥而云。’”宋杨齐贤、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勤有堂刊本第三卷“古乐府”《胡无人》诗萧注引《书李白集》首两句;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二十三“旁流”类列李赤《姑熟杂咏》,其题解云:“苏东坡公常过姑熟,堂下读《李白十咏》,疑其词语浅陋,不类太白。孙邈云:闻之王安国秘阁下有李赤集,此诗在焉。赤尝自比于李白,故名赤。”[⑥] 此说当取自《书李白十咏》;明朱谏《李诗辨疑》中《笑歌行》《悲歌行》注引“旧说东坡云”,与《书诸集伪谬》大致相同,略有删节;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百五《李太白文集辑注》按语引《书李白十咏》,无小标题。仅此可知,自东坡之说出,宋、元、明、清历代诸家或多或少皆论及。

    从引用苏东坡辨伪之说的文献资料看,引用者对其说比较认同,且流传时间较长,虽不免陈陈相因,但也可以说明苏说影响之大。与苏东坡辨伪之说常并提的还有黄山谷的说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山谷云:“《太白集》中《长干行》二篇,‘妾发初覆额’,真太白作也。‘忆妾深闺里’,李益尚书作也,所谓‘痴妒尚书李十郎’者也,词意亦清丽可喜,乱之太白诗中亦不甚远。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别也。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瞑暗啽呓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耳。今太白诗中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删正者,当用吾言考之。”[⑦]

     

    山谷之说流传甚广,影响也比较大,宋何汶《竹庄诗话》引录此说。高棅编《唐诗品汇》将《长干行》“忆妾深闺里”归于李益名下,其题解云:“黄山谷云:太白集中《长干行》二篇,其后篇‘忆妾深闺里’乃李益所作,诗意亦清丽可喜,恐是。”[⑧] 应该也是受到了山谷之说的影响。朱谏《李诗辨疑》于《长干行》辨析中亦引黄山谷观点,曰:“按旧说黄山谷云:太白集中《长干行》二篇,‘妾发初覆额’,真太白作也;‘忆妾深闺里’,李益尚书作也。所谓痴妒尚书李十郎者也。词意亦颇清丽可喜,乱之太白集中,亦不甚远。”朱谏对待前辈的说法比较谨慎,并大胆地提出疑问:“是旧说者,乃假山谷之言以欺后人。李白岂有此作?山谷岂有此言哉?或者又以后篇为李益尚书所作,予恐李益亦不若是之粗鄙也,而谓李白为之乎?”朱谏既引用山谷之说作辨析材料,又怀疑其说的真实性,体现了他比较矛盾的心理。但令人费解的是,朱谏又深信李益诗混入了白集,认为这是不争的事实,且在《辨疑小序》中言之凿凿:“以今观之,其用事颇有典故,而铺叙堆叠格调卑劣者,必益之诗也。”并在辨疑中屡屡论及。

    历代李诗辨伪当然并非仅此二家之说,相比之下,流传更广一些。人们在论及李诗真伪问题时,往往不会绕开苏黄之说,态度则有不同。朱谏已提出异议,此外所见还有晚明诗人徐熥《李翰林集》:

    李太白《姑孰十咏》,东坡怪其语浅,不类太白。孙邈、子思以为李赤之诗,且谓赤诗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则其心疾已久矣,岂厕鬼之罪哉!今观《十咏》,体格、声调,无可指摘。且中多佳句,如“波翻晓霞影,岸叠春山色”,又“小女棹轻舟,歌声逐流水”,又“竹里无人声,地中虚月白”,又“石甃冷苍苔,寒泉湛孤月”,又“翠色落波深,虚声带寒早”,又“岸映松色寒,石分浪花碎”,此非太白不能辨也。藉令果出赤手,亦自可传,何至诋为病狂丧心之语,俗儒吠声,一至于此。愚又谓唐人讥讽时事,多托为寓言,如李赤、河间妇,亦乌有先生之类耳,以为实有其人,似亦愦愦。苏东坡谓李太白集中《笑矣乎》、《悲来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为唐末五代贯休、齐已辈诗。此苏公望太白过高,非真知太白者。太白豪宕,歌行中率易之句时见笔端,不独此数诗也。又谓太白或有妄庸假托,子美断无伪撰,此亦尊杜之过,非确论也。后世学杜者众矣,岂无一篇相肖,杂于集中而莫辨者耶?[⑨]

    徐熥持论相对而言比较尖锐,且针对苏东坡著名的言论予以辩驳,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为李赤鸣不平。就《十咏》的艺术风格来看,认为其中佳句“非太白不能辨”,若是赤诗,亦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不必诋毁为“病狂丧心之语”,有失公允。并反唇相讥:“俗儒吠声,一至于此”。徐熥在此虽未明言《十咏》是李赤之诗,但可看出若是为赤诗亦未尝不可。将《姑熟十咏》划归李赤名下,比较突出的是《唐诗品汇》与《全唐诗》。《唐诗品汇》卷二十三“旁流”类列入李赤《姑熟杂咏》,录《丹阳湖》《谢公宅》《望夫山》《慈姥竹》《凌歊台》五首,十首取其半,或许可见高棅折中的编选态度。并在“诗人爵里详节”中对“李赤”作了简略的介绍:“李赤,江湖浪人也。善歌诗,后为厕鬼所惑而死,见柳文。”[⑩]高棅对李赤的介绍受柳宗元《李赤传》影响较大,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相比之下,《全唐诗》介绍李赤的生平要平实得多:“李赤。吴郡举子。尝自比李白,故名赤。诗十首。”[11]淡化了传奇的成分。诗名题为《姑熟杂咏》,十首全收,但标题下又注明“一作李白诗”,显示了编者两可的态度,或许也说明此组诗真伪之难确定。再看朱谏,他虽尊称苏轼为“前辈识者”,呼李赤为“厕鬼”,不恭之意显而易见。但《姑熟十咏》却未被列入《辨疑》,而是归入《选注》,并对十首诗一一注释,无一字提及东坡之说及李赤。即使偶有疑窦,也巧为之解,如《望夫山》朱注:“按此诗说望夫,意太着实,似若后人之咏物,粘皮带骨,无有脱然之思。但李白之词气清朗,音调响亮,殊不觉耳,又岂后人可及哉?“(《李诗选注》卷十二)朱谏此举,似可理解为其批评态度的独立性,对先儒之说并不盲从。

    其二,认为苏东坡“望太白过高,非真知太白者。”苏轼质疑《笑矣乎》、《悲来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的理由无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尔”,并将数诗归于唐末五代贯休、齐已辈,且语气非常肯定。徐熥对此有异议:“太白豪宕,歌行中率易之句时见笔端,不独此数诗也。”意谓苏东坡唯独以此数诗为伪,理由不够充分。若以“率易”为辨疑之由,则李诗可疑者不只此数首。当然,苏东坡是否对其他李诗不作怀疑,则已无从考证。徐熥所言“望太白过高”,移用之朱谏辨疑,似乎还有些参考价值。朱谏《辨疑小序》云:“《草堂集》……遂至纷纭舛错,真伪淆溷,自东坡以下虽略有议论,未暇一一而校正之。故李白之名虽在,而李白之实未甚昭晰。”朱谏一生痴嗜李太白,雅好李诗,认为以谪仙之盛名,“材由天授”,其诗风格特具,若稍异,则可质疑。并在《小序》中以形象化的语言概括了李白及李诗的艺术风貌,可以说是朱谏辨疑总的审美标准,带有比较显著的审美倾向,甚至略带审美“洁癖”。如《辨疑》中常见“第不知何人所作,以之污白,则不可也。”、“以之拟白,污白甚矣。故屑屑而辨之也”之类的用语,语气甚重,显示出朱谏对李白与李诗的高度维护,可谓“望太白过高”。

    其三是谓苏东坡“尊杜之过”。徐熥此说非独此一家,胡震亨已有所论:“坡公论李、杜二集,谓杜集较李集伪撰为少,此殆不然。”[12](《唐音癸签》卷三十二)可见苏公之说虽常被视为权威,但也不能说一锤定音,大胆质疑者常有之,如朱谏、胡震亨、徐熥等。这或可说明李诗辨伪是一个长久不衰的批评话题,各种批评言论共同构成一道独特的诗歌批评景观,也丰富了李白诗歌研究的研究内容。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历代李诗辨伪的态度、角度与方法,以期更好地考察与评价朱谏辨疑的模式、价值及局限性,在此就其他辨伪观点略举数例。

    陆游《入蜀记》卷一:

    李太白集有《姑熟十咏》,予族伯父彦远尝言:东坡自黄州还,过当涂,读之,抚手大笑曰:“赝物败矣,岂有李白作此语者?”郭功父争,以为不然。东坡又笑曰:“但恐是太白后身所作耳。”功父甚愠。盖功父少时诗句俊逸,前辈或许之以为太白后身,功父亦遂以自负,故东坡因是戏之。或曰《十咏》及《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13]

    四库馆臣在《<入蜀记>提要》中称其“辨李白集中《姑熟十咏》、《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诸篇皆宋敏求所窜入,亦足广见闻。”

    陆游的这段记载与前文东坡之说相比,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东坡语:“赝物败矣,岂有李白作此语者?”只下了《姑熟十咏》是“赝物”的结论,未说明致疑之由。从某个角度来说,似可证明苏东坡已认定《十咏》为伪作。而朱谏并未接受这个观点,应该是有自己的想法。陆游的这个说法为清赵翼《瓯北诗话》所采纳,他在卷一《李青莲诗》第九条末注云:“东坡读太白《姑熟十咏》,大笑曰:‘赝物败矣,岂有李白作此语者!’[14]见陆放翁《入蜀记》” 可见《姑熟十咏》为伪之说有一定市场。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认为《十咏》等伪作的存在乃宋次道之过,云“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这是从编辑李集的角度探寻伪诗存在的原因。“贪多”之说后世引用者也不少。赵翼《瓯北诗话》辨析《赠泗州僧伽歌》云:“放翁又谓:《僧伽歌》太白旧集本无之,乃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 [15]可见对陆游之说持认同态度。清王琦《李太白全集》“跋”曰:“东坡尝言太白诗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说者以咎宋次道贪多务得之所致。” [16]耿文光于《李太白文集辑注》按语中云:“文光案:《十咏》在二十二卷末。或曰:《十咏》及《归来乎》、《笑矣乎》、《僧伽歌》、《怀素草书歌》,太白旧集本无之,宋次道再编时贪多务得之过也。” [17]王琦与耿文光或借陆游之说。由此可见李诗辨伪不单从诗歌本身的艺术风貌等入手,且与李集的编纂也有密切关系。朱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辨疑也提及“贪多”之由:“按旧注萧士赟曰:‘此篇造语叙事错乱颠倒,绝无伦次。董龙一事尤为可笑,决非李白之作。乃先儒所谓五季间学李白者所为耳。’又云:‘伪赝之作无疑,第南丰大儒既以贪多而编入。’”(《李诗辨疑》下)朱谏所引萧士赟旧注虽也是从编辑的角度出发,认为此诗乃编者“贪多”而谬入,但与陆游所说不同的是,编者换成了“南丰大儒”曾巩。另外考勤有堂刊本《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十九《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杨萧注,并未见“贪多”的说法。而以朱谏的语气,又应是萧士赟所注。

    从上文所述来看,历代辨伪大多从李诗的艺术风貌出发,注重主观感受,如苏东坡因“其语浅陋”而疑《十咏》,因“临时率然”而疑《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因“村俗之气”疑《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等,很难说有非常客观的考证与依据。人们更注重从诗人的气质类型与诗歌的艺术风貌入手,去判断诗歌之真伪。如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十七《李翰林集》的介绍中即云:“而苏子瞻尝恨白集为庸俗所乱,则白之自序亦未可尽信,而以为史误。近蜀本又附入左绵邑人所裒曰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尤为浅俗。白天才英丽,其辞逸荡隽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也。” [18]所谓“浅俗”,当是从诗歌风貌入手,对这些诗的真伪持怀疑态度,但并未下结论。与苏轼辨伪态度不同的是,晁公武将辨别的权利移交给读者,其主要依据是人诗合一,其人其诗皆“非常人所及”。言下之意,若是常人伪作,当逃不过法眼。

    当然,这种说法也有其似是而非之处,看似有理,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相当难度。何谓“天才英丽”?何谓“逸荡隽伟”?而“超世之心”又该如何体现?都是比较模糊的判断标准,其批评语言也体现了传统诗歌批评语言表达的模糊性与多义性。但此说流传却比较广泛,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一《李翰林集》首条即援引晁公武此说,应该是持认同态度。《李太白全集》王琦跋曰:“昔人称太白天才英丽,其诗逸荡俊伟,飘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读者自可别其真伪。余以为才不俊、识不卓、学不充,则是非淆杂,视朱若紫、混郑为雅者多矣,学者欲区别其真赝而无所差失,宁可轻易言之欤!”[19] 王琦对辨别真伪的读者提出了更高要求,若“才不俊、识不卓、学不充”,强为之辩,则会造成“是非淆杂,视朱若紫、混郑为雅”的混乱局面,更加混淆视听。可见王琦的辨伪态度较晁公武又更进一步,更为客观、冷静。

    从上文来看,晁公武的辨伪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除了体现在后人的直接运用外,还体现在辨伪思想的潜在影响。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六“李白”题解云:“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 [20]“雄快”,是李诗的艺术风貌。循此风貌,自然可以觅得诗的真谛,即得之于诗人“深远宕逸之神”。“雄快”为貌,“深远宕逸”为神,神貌合一,才是真正的谪仙人面目。若具备这种眼力,真伪或可辨识。沈德潜的辨伪思想与晁公武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都很注重诗与诗人的契合。从这个角度来看,朱谏《辨疑小序》所体现的辨伪思想似可理解为受到宋人辨伪观的影响。《小序》云:

    矧夫李白材由天授,气雄万夫,胆略疏阔,迥出尘表。故其见于文辞者,廓然如太清,皎然如皓月,若风云之变,若江河之流,触之即动,感之即应,不假思维而从容骏发,在当时无不知有李白而愿睹其眉宇者。……故李白之名虽在,而李白之实未甚昭晰。噫!文章如白者,可以妄拟而想象之乎?

    这段对李白的赞美之辞,就思路而言,与晁公武所评很接近,先赞李白之天才,体现于诗文则呈现他人无法比拟的独特的艺术风貌,晁公武谓之“非常人所及”,朱谏谓之“迥出尘表”,都注意到了李白其人其诗超凡脱俗的艺术气质,这或许也是辨其真伪的最根本也最难把握的评判标准。较之晁公武,朱谏所述更为形象、生动,力求借助丰富的意象描摹李白诗文的寥廓、清朗、变幻与从容骏发的气势,从而定下了诗文的主色调。正因李白其人其诗具备这些特质,故朱谏感慨:“噫!文章如白者,可以妄拟而想象之乎?”“妄拟”一词非常生动地表达了朱谏对李白诗文的崇慕之情以及对伪撰者不自量力的嘲弄,也体现了鉴别李诗真伪的高度自信。

    或许基于此,朱谏才将大量的李诗归入《辨疑》。但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朱谏虽然大胆质疑,但很多诗并未骤下结论,而是以存疑的语气比较小心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俟再考”、“以俟知者”之类的语句时见。有的诗在辨疑时并不言及真伪,如《上崔相百忧草》与《万愤词投魏郎中》之辩:“按《百忧》、《万愤》二篇,皆是穷苦中陈情之辞,辞不暇饰,迫切故也。当入辞赋类,以见李白出处之一端云。”朱谏《李诗辨疑》虽以辨别真伪为主,难免“专辄之弊”,但若因此而否定其批评价值,或许稍嫌武断。其辨疑内容是丰富而复杂的,不乏有价值的见解,可深究。

    一般认为朱谏辨疑凭主观臆断,这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因为其主观性而否定其批评价值,或许有失妥当。上文所述苏东坡、黄山谷、晁公武等人的辨伪观,大都带有比较明显的主观色彩。所以若以此致诘并深责朱谏,恐不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朱谏的鉴别标准应该是承袭宋人的批评模式,如严羽《沧浪诗话考证》:“其家数在大历、贞元间,亦非太白之作……皆晩唐之语。……又有‘秦楼出佳丽’四句,亦不类太白,皆是后人假名也。”[21]另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论李诗真伪云:“太白集亦大有伪诗搀入。……严沧浪亦以白集中《少年行》浅近浮俗为伪作,及《文苑英华》中《望月》、《对雨》、《望夫石》、《归旧山》诸诗皆不类,为后人假名。” [22]所谓家数、晚唐之语、不类太白、浅近浮俗等语,以之作为判断依据,毕竟还是比较模糊的概念,也难免主观之嫌。

    延及清代,李诗辨伪依然是个重要的诗歌批评话题。清人辨伪大多也基于前代辨伪成果而提出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赵翼、龚自珍等。其辨伪的主观色彩仍比较浓厚,但有些观点也有其判断的客观性。赵翼《瓯北诗话》专论“李青莲诗”,且置于首卷开端,显示了他对李白诗歌的重视程度。第九条在历数李阳冰、黄山谷、苏东坡的观点之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今按赝作尚不止此。《少年行》末幅云:‘男儿百年且乐命,何须狥书受贫病!男儿百年且荣身,何须狥节甘风尘!衣冠半是征戍士,穷儒浪作林泉民。遮莫枝根长百丈,不如当代多还往;遮莫姻亲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缨。’试以青莲他诗读之,有此村气耶?”(卷一)赵翼在此从诗作内容入手,以比较的方法概括《少年行》的特点是“村气”,因而疑之为“赝作”。至于何谓“村气”?并未加以解释,大约与东坡所言“村俗”类同,反映了诗歌比较低俗的思想内容。应该说,赵翼作如此判断,其主观性也是比较强的。朱谏辨析此首《少年行》也是采用比较的方法,使得高下优劣立判:“按前有《少年行》,辞意感慨激烈,句法清健而有文,白之诗也。此之《少年》者,粗俗妄诞如病狂失心之徒,语无伦次。”同为《少年行》,诗歌风貌截然不同。尤其亦定此诗为“粗俗”之作,与赵翼“村气”说、严羽所云“浮俗”相类,是从诗歌的思想内容入手,着意于诗歌的整体感知,并作真伪与否之判断。

    诗歌的思想内容往往是诗人思想境界的折射,古代诗歌批评注重“以意逆志”,体现了诗人与诗歌在思想上的共通性。诗歌的“俗”,归根到底是反映了诗人思想意识的“俗”。苏东坡、赵翼、朱谏等诗歌批评者对于李白的审美趣味似乎倾向于“谪仙人”的超凡绝尘,几乎难以容忍“俗”诗与诗仙沾边,其中尤以朱谏为甚。从诗人的精神风貌与品格着手辨伪,看来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赵翼辨析李白《雪谗诗》,开端云:“青莲自翰林被放还山,固不能无怨望;然其诗尚不甚露怼憾之意。”,并略举《赠蔡舍人雄》、《赠崔司户》、《答王十二寒夜独酌》与《赠宋少府》的诗句以证;结语云:“青莲胸襟浩落,不屑屑于恩怨,何止诽谤如此!恐亦非其真笔也。”(《瓯北诗话》卷一)显然,赵翼认为君子当不为小人之事,其他诗都能做到温柔敦厚,不露“怼憾”,而《雪谗诗》则“诽谤如此”,一反常态,故致疑。有意思的是,赵翼孜孜于质疑《雪谗诗》的真伪,而朱谏论及此诗只一句:“诗皆四言计七十句,当编入辞赋类。”虽入《辨疑》,却一字不辩,而且不附诗作,着实有些令人费解。

    当然赵翼辨析李诗也有从考证入手,注重挖掘文献资料,以求作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如辨《赠泗州僧伽歌》,从考察僧伽卒年与李白生年的角度出发,引《传灯录》、薛仲邕编《青莲年谱》、李阳冰志、李白代宋若思荐己表等文献记载,以考证李白与僧伽“论三车”、“说空有”的可信程度。虽未下结论,但反映了赵翼辨伪兼具主观性与客观性。清人辨伪李诗最引起争论的恐是龚自珍,其《最录李白集》以大刀阔斧的姿态、毋庸置疑的语气断定李白集“十之五六伪也:有唐人伪者,有五代十国人伪者,有宋人伪者。”[23]以李阳冰、韩愈、刘全白、苏轼、黄庭坚、萧士赟等历代辨伪观点为证,说明伪作大量存在的可能性。并付之于行动,甄别真伪:“予以道光戊子夏,费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别真伪,定李白真诗百二十二篇。”龚自珍此举力度之大,当是历代辨伪李诗最甚者,且远远超过了朱谏辨疑。与朱谏相比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龚自珍是从真伪的角度辨析李诗,而朱谏更倾向于致疑,批评目的似有不同。

    以上用了比较长的篇幅梳理历代李诗辨伪的概况,或许可以看到,艺术作品的真伪辨别,除了有确凿的客观依据,更多的可能是取决于鉴赏者个人的艺术修养、审美眼光与欣赏水平,甚至有时与个人的喜好也不无关系。朱谏是理学中人,对于呈现稚弱、靡弱、浅俗、缠绵等不合其欣赏旨趣的李诗一概打入疑作。诗歌作品不是可以用科学手段检测的器物,除了可靠的考证之外,其鉴别确实与鉴赏者的主观性有莫大的关系。正因如此,由之形成的纷繁复杂的众家之言,构成了围绕诗歌作品的批评现象,其中真伪的定论似乎并非批评与争议的终极目的,批评的价值与意义可能更体现在具体的过程与内容。在批评与争议中,诗与诗人都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与挖掘,诗歌研究也随之获得更多的附加值。

     

    注 释



    [1](明)朱谏《李诗选注》十三卷,《辨疑》二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刻本

    [2]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116

    [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0962098

    [4]《五百家注柳先生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零七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299

    [5](宋)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5

    [6](明)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

    [7](宋)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7

    [8](明)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

    [9](清)黄宗羲编《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462647

    [10](明)高棅编选《唐诗品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

    [11](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355

    [12](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

    [13](宋)陆游《入蜀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零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89

    [14](清)赵翼《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8

    [15]《瓯北诗话》,第12

    [16](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92

    [17](清)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9

    [18](宋)晁公武《衢本郡斋读书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553554

    [19]《李太白全集》,第1692

    [20](清)沈德潜选注《唐诗别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

    [21](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3

    [22]《唐音癸签》卷三十二,第337

    [23](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54255

     

     

     

     

     

                      (作者单位: 安徽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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