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论文】李杜战争观的异同及原因
  • 文章来源:《中国李白研究》2016年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6-28 9:08:30
  •  

    李杜战争观的异同及原因


    葛景春


           李白和杜甫对于唐玄宗时大唐对外战争方面的看法,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从总的方面来说,他们都反对不义的战 争,同情战争中士卒和百姓的不幸遭遇。但对具体的战争,特别是通向西域丝绸之路的战争,两人的看法是有分歧的。


     

    一、盛唐时期大唐与周边战争的性质

     

           唐玄宗时期,在西域和北方多次发生与边境民族政权的战争, 这些战争,大多数是边境民族政权和外域国家所挑起的侵略战争,而责任不在唐朝方面,唐王朝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捍卫 自己领土和保护丝绸之路的自卫战争。然而战争是柄双刃剑,即使是正义性质的战争,也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加重人民负担。因此,由于诗人看问题的着眼点不同,所反映的侧面就不一样。
           先说唐朝与周边战争的性质。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和文学史 上是有争论的。有些学者认为大唐在开元时期多正义战争,天宝年间多不义战争,这种观点是失之偏颇的。周祖馔先生说:“论者以为天宝时期大多数为掠夺性战争。我个人以为,也未必尽然。 边境威胁既成为李唐建国以后百多年时间里的突出问题,唐王朝想解除这种威胁也是理所当然的。……到了天宝时期,李唐王朝积累的财富愈来愈多,唐玄宗就利用这一条件采取主动出击的办法,想一劳永逸地解除边塞威胁,与开元时期的政策是一贯的。”[1] 聂文郁先生也说:唐王朝对北方、西方各民族政权所进行的战争, 就其性质的主要方面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战争。……边塞问题经常是这些民族统治者挑起来的,唐王朝经常处于防御地位、反侵扰地位。”[2]历史证明,确实如此。
           先说西域地区的战争。在盛唐时期,西部和西域地区由吐蕃、 西突厥势力长期控制着,他们频繁地对西域各国和少数民族政权及大唐邻近边塞的州县发动袭击和侵掠。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他们对大唐西部州县的侵略战争有:
                  (开元二年二月)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将兵围北庭都护府,都护郭虔罐击败之。
                  (开元二年五月)乙亥,吐蕃将坌达延、乞力徐率众十万寇临洮,军兰州,至于渭源,掠取牧马。
                  (开元八年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
                  (开元十四年)冬,吐蕃大将悉诺逻寇大斗谷,进攻甘州,焚掠而去。
                  (开元十五年)九月,丙子,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州。
                  (开元二十六年)三月,吐蕃寇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之。
                  (开元二十九年)十二月,乙巳,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   

           突厥、大食、吐蕃对西域各国和少数民族政权发动的侵略战有:
                  (开元三年)枝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枝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
                  (开元三年)(突厥)默啜发兵击葛逻禄、胡禄屋、鼠尼施等。
                  (开元七年)春,二月,俱密王那罗延、康王乌勒伽、安王笃萨波提皆上表言为大食所侵掠,乞兵救援。
           以上记载说明,在开元时期,西突厥、吐蕃及大食等在西域对中亚各国、大唐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及大唐边境州县大肆侵略和掠夺,处于攻势,而大唐在西部边境基本上是处于守势。他们时常侵扰大唐边境,掠夺粮食和财产。如《通鉴•唐纪》所云: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因大唐在开元时期国力所限,对他们的侵略行为,有时只好采取隐忍的态 度。可是到了天宝时期,大唐国力日渐强盛,故不再采取忍让态 度。而且突厥、吐蕃等在丝绸之路上,经常抢掠货物,或他们的占领地区阻碍了丝路的交通与各国物资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唐王朝采取了较强硬的手段,对其进行还击或主动出击,以维护边疆的安全和丝路交通的畅通。
           如天宝元年十二月,“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奏破吐蕃大岭等军;戊戌,又奏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馀众,斩获五千馀级。庚子,河西节度使王倕奏破吐蕃渔海及游弈等军。”天宝五载“(王)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与吐蕃战于青海、积石,皆大捷。又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
           天宝三载秋,八月,“拔悉蜜攻斩突厥乌苏可汗,传首京师。国人立其弟鹘陇匐白眉特勒,是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敕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乘之。至萨河内山,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 部,右厢未下。会回纥、葛逻禄共攻拔悉蜜颉跌伊施可汗,杀之。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毘伽阙可汗,遣使言状;上册拜裴罗为怀仁可汗。于是怀仁南据突厥故地,立牙帐于乌德犍山,旧统药逻葛等九姓,其后又并拔悉蜜、葛逻禄,凡十一部。” “回纥怀仁可汗击突厥白眉可汗,杀之,传首京师。突厥毘伽可敦率众来降。于是北边晏然,烽燧无警矣。”(均见《资治通鉴•唐纪》)
           这几次的沉重打击肖弱了西突厥在西域的势力,西突厥与大唐和好,吐蕃的势力也退出了西域地区。但吐蕃在陇右、河西一带,仍与大唐相持, 不断侵扰。
           从总体情况来看,大唐在开元时期与天宝时期,在西域和西部的战争,基本上是属于战略防御的,是捍卫边境和平、保护西域丝路开通的防御战。性质是反侵扰的正义战争。
           在东北边境,唐玄宗早期唐王朝对奚、契丹等部族的部署,也是防御性的。但在天宝时期,安禄山为了邀功,不断地与奚、契丹等部族发生冲突和侵扰,以求朝廷封赏,破坏了大唐与奚、契丹的关系,安禄山也趁机扩充自己的势力,蓄谋叛变,以致酿成了后来的安史之乱。这是唐玄宗在任人上的极大失误。同样,在对南诏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南诏建国后与唐王朝关系一贯修好,但在天宝十载时,由于边官云南姚州太守张虔陀的欺压和侮辱,造成了南诏王阁罗凤起兵破云南,杀张虔陀。后阁罗凤请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不许,率六万官兵征讨南诏,大败。后南诏叛唐归附吐蕃。这是边帅和边官擅权腐败所造成的恶果。
           因此,大唐在边境的问题上,长期所恃守势,而边境特别是西域地区,由于守护丝路交通的问题,与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亚一些国家,产生过冲突,有许多战争是彼方引起的,不能仅归责于大唐。大唐的一些有野心的边帅、腐败的边官屡挑事端,以达到自 己升官发财或扩充武力从而篡逆的目的,也是导致边境战争性质发生变化的原因。

     

    二、李杜一致反对伤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战争


           对于唐王朝与周边的战争,盛唐时的诗人都在诗歌中表明了不同的态度。如对北方奚、契丹方面的战争,有表示赞同的,也有表示批评的。李白和杜甫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态度。
           李白在天宝十载冬,曾“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亲自到安禄山的老巢幽州去过一趟,亲眼见到安禄山多次发动与边境民族战争所造成的士兵丧亡和人民生活涂炭的情景,便写下了《北风行》一诗。诗中写道:“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别时提剑救边去,遗此虎纹金鞞靱。中有一双白羽箭,蜘蛛结网生尘埃。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由于这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寡妇,痛不欲生,诗人发出了“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的感叹,以表示对安禄山向外侵扰战争所遗留的恶果的愤恨。这是由于李白此次的幽州之行,看到了安禄山故意挑起边疆的民族矛盾,借机扩大自己的营盘,以此向朝廷邀功。其实,这是他阴谋叛乱的前奏。故李白对其发动的不义战争表示十分愤怒。后来安禄山发动了叛乱,在对待安史之乱的态度上,李白是坚决拥护大唐的平叛战争的,他“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并且常想亲身投入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中去。 他投永王璘的幕府的初衷也是想亲身为平叛战争效力,在其临终的前一年,他还因有病未能参加李光弼的平叛大军“冀申一割之用”而感到遗憾。他对安禄山由早期肆意轻启边衅而到后来发动叛乱,一贯都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
           同样,杜甫对安禄山的不义战争也表示不满。他在《后出塞五首》中,通过一个从军蓟门的军士之口,讲了自己从军的经历和前后的思想变化。诗中说,这个士兵本是想从军守边报国的,可是进了军营却见到: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所谓的“英雄主”当指安禄山,安禄山本意不在防守边境,遏止敌侵, 而是意在“日收胡马群”和“誓开玄冥北”,大开侵掠之风,其目的是要“重高勋”向朝廷邀功名利禄和封赏。其结果是“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即虽然两蕃(指奚、契丹)本来与大唐相安无事,但安禄山却无事找事,用各种力、法制造和激化民族矛盾,然后掠献俘虏, 天天向朝廷献凯报捷,以达到他“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的效果。后来,此军士“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亲眼见到安禄山逐渐坐大,野心暴发,发动了叛乱,直捣河洛。杜甫运用乐府诗的形式,通过士兵的眼光,对安禄山先是发动对边境民族的不义战争, 后来逐渐野心膨胀以至于叛乱的罪恶行径,进行鞭笞。这与李白诗是前后呼应的。
           李白对天宝十载杨国忠征讨南诏的战争的反对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史载阁罗凤本来是不愿与唐王朝决裂的,他杀了张虔陀后, 曾请和,但鲜于仲通不许,因此才大败唐军,叛唐投蕃,“阁罗凤刻碑于国门,言于不得已而叛唐,且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赏,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载)事实上,南诏王阁罗凤是被张虔陀逼反的,鲜于仲通又不许阁罗凤归顺请和,后来他又丧军辱师,为南诏所败。杨国忠派李宓所率唐军二十余万兵士也全军覆没,以失败告终。而杨国忠却隐瞒军情,号称大胜。其时有不少人献诗称颂此役,如高适、储光羲等人即如此。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的诗序中写道:“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适忝斯人之旧,因赋是诗。”此序中的“右相杨公”和“庙堂使”指的是杨国忠,李公指征南诏的将军李宓。是役的真相明明是李宓被南诏打得大败而归,而杨国忠掩其败状,奏称全胜,高适不明表里,反而在诗中歌颂“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是在为杨国忠唱赞歌,也是为失败的征南诏战争涂脂抹粉。 诗人储光羲也和高适一唱一和,在他的《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诗中说:“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歌颂杨国忠的谋划英明;明明是场损兵折将、血本无归的败仗,却说成是“雷霆随神兵,硼磕动穷苍。斩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馀丑隐弭河,啁啾乱行藏”的胜仗。不但混淆了是非,而且颠倒了黑白。而此时的李白,与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
           李白在他的《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四中谈到杨国忠派人到处抓兵去打南诏的事:“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 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傅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此时的李白正在江南,故可见到杨国忠征兵于楚。明人朱谏揭示此诗之旨曰:言朝廷以羽檄、虎符征兵,而骚扰边方,是观兵而不耀德也。夫君相以道化人,则天下自服。若天子垂拱于九五之上,而白日耀乎紫微;三公运筹于台辅之间,以佐乎天子,君相各尽其职,则天地清宁,而四海无危矣。何必以耀兵为哉?今而羽檄、虎符,喧呼敕边,欲何为乎?乃为楚而征兵也。以阁罗凤据云南而叛于楚地,朝廷命师以讨之,及此五月暑毒之时, 渡于泸水,深入瘴病之乡,夫远人不服,则当修文德以来之,何至于穷兵黩武之若是?” [3]指出李白是坚决反对杨国忠向云南出兵的, 希望朝廷以“舞干戚”的和平方式解决。又李白《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诗中再次谴责征南诏事: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毒草杀汉马,张兵夺云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拥僵尸。”可见李白反对征南诏 的意见,是很坚定的。《唐宋诗醇》卷一说《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 四“体近风雅,与杜甫《兵车行》《出塞》等作工力悉敌,不可轩轾”。[4]可见,李白此诗是他反对出兵南诏诗的代表作。
           有人认为,杜甫的《兵车行》也是针对征南诏事而作的。清人钱谦益在他的《钱注杜诗》中首倡此论。但也有人认为,此诗是刺唐玄宗用兵吐蕃时所作。清人浦起龙曰:“旧注: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5]今人聂石樵、邓魁英认定此诗是写征吐蕃事:“钱谦益谓系写天宝十载征南诏事,似非。寻绎诗意应是写征吐蕃事。 在此前一年六月间,哥舒翰攻克吐蕃石堡城,但唐兵死伤数万人。 故云‘边庭流血成海水’。本年冬十二月,关西游奕使王难得又与 吐蕃交战,故云‘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6]《杜甫全集校注》 的编注者对此诗的认识比较通达:“又玄宗连年用兵吐蕃,死伤甚众。此诗内容与上述诸事有关,但不可拘泥。”[7]
           我完全同意聂、邓二先生的意见。因为弄清楚《兵车行》所针对的是哪一场战争,对理解此诗的具体描写的真实性,对确定杜甫 的新题乐府诗的性质,十分重要。因为杜甫的新题乐府诗,是以及时反映时事及写真实事件为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兵车行》正符合其时事性、真实性的原则,而不是什么“曲折反映”。从诗中的内证方面,也可以看出此诗所写内容为击吐蕃,而非征南诏。《兵车行》诗中提到送行征夫的地点是“咸阳桥”,唐代出征西域的路线,就是要北渡渭河再向西行。诗中又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指出征人所去的地点也是西北方向。又云: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今年冬”指天宝九载十二月“关西游弈使王难得击吐蕃,克五桥,拔树敦城,以(王)难得为白水军使”(《资治通鉴•唐纪》天宝九载)。“未休关西卒”指去年(天宝八载)攻石堡城,而今年仍未休兵。又云:“君不见,青海头。”直接指明所战之地点是青海。而石堡城正在青海附近。
           史载:上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帅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 益以朔方、河东兵,凡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险绝,惟 一径可上,吐蕃但以数百人守之,多贮粮食,积檑木及石,唐兵前后屡攻之,不能克。翰进攻数日不拔,召裨将高秀岩、张守瑜,欲斩之,二人请三日期可克;如期拔之,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士卒死者数万,果如王忠嗣之言。”(《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八载) 石堡城原是大唐辖地,属陇右节度使所管(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湟源县),后被吐蕃攻占。吐蕃在石堡城派重兵把守,并以此为前哨 阵地,屡次出兵,攻扰唐河西、陇右等地区,阻断了丝绸之路。唐王朝视其为心腹之患。开元十七年三月,唐玄宗命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与河西、陇右地区驻防将帅将石堡城夺回。后来又被吐蕃攻占。天宝八载,唐王朝又命陇右节度使王忠嗣攻夺石堡城。王忠嗣认为石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夺取一城,以牺牲许多兵士性命为代价,得不偿失。后王忠嗣被撤职查办。玄宗又命新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六万多兵士前往攻城。从此战争的性质上来看,唐军为捍卫自己的领土而战,无疑是正义之举,但从其结果来看,以牺牲数万人之代价,无疑代价太高。李白曾对哥舒翰攻打石堡城死伤数万唐兵及吐蕃士卒也表示过不满:“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城染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长期的战争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国力的损耗,都是极大的,且广大人民被征兵打仗,并为之做出惨烈的牺牲,也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杜甫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次战争,也是无可厚非的。
           《兵车行》中,杜甫首先站在国家经济基础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即由于打仗,男劳力多被征兵,家中已无男子种地,而由女子种田,农业生产力低下,粮食产量受到很大的影响。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县官”指皇帝、朝廷,也就是官家急于索取租税,但农民已无粮无物,租税已无处可出。即由于打仗耗费巨大,国家财政已极度匮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诗中杜甫还站在出征士卒的立场,来对此战进行批判:“边庭流血成海水”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即战争使士卒牺牲惨重。他又用民间百姓的心理变化来形容黎民百姓对战争的抗拒:“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 生男埋没随百草。”即由于唐玄宗的“穷兵黩武”,民间“重男轻女” 的心理习俗都被改变了。杜甫是站在国家经济利益和普通人民的立场和感受上,来看待这场战争的。杜甫有关西域方面的战争诗, 其立场和视角也大略如此。他的《前出塞九首》也同《后出塞》一 样,是通过一个从军士卒的视角来看问题的,内容较为复杂。如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功名图麟阁,战骨当速朽”“骨肉恩已断,男儿死无时”“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 “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等,其中对战争的正义性的质疑、与家人骨肉分离之苦、军中的苦乐不均、将领和士兵的不平等、对敌方军士的人道主义以及从军报国的牺牲精神等,都做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但是贯彻其中的却是反战的主题,强调的是战争对国家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命权益的损害。这种看法,是符合他的民生主义的。 但他却很少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对捍卫西部边境领土的正义性和对丝路保护的正当性,是其不足之处。

     

    三、李杜战争观的相异之处


           李白和杜甫在对战争观上虽有众多的相同之处,但也不尽相同。从总的方面来说,对大唐与边境发生的战争,尤其是关于唐玄宗对西方边境与吐蕃和突厥等异族政权的战争,两人看问题的视角是不太一样的。李白看到的是,胡人侵掠成性,是战争的发动者,应该迎头痛击[8],杜甫对天宝时期战争的态度,认为唐玄宗是开边战争:“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所以此时期他的主要态度是反战的。而李白的态度则主要不是反战,而是慎战。杜甫的观点是无论什么样的战争,从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说,都是场苦难,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生产力都有破坏的一面。所以他要坚决反战。但安史之乱后,他因饱受安史叛乱战争之苦,使他彻底地改变了他的战争观,从“三吏” “三别”中,我们看到,杜甫对唐王朝对安史叛军所进行的平叛战争却极力地拥护和赞同。虽然唐王朝为平叛战争对农民的强征暴敛,他仍然愤恨不平,但他的立场已从仅同情民众的立场转变为站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基础上来看问题。他对被强征的瘦小的“中男”,虽十分同情,但还是劝他们积极投军, 并对中男及其家长进行“挖渠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和“仆射如弟兄”的善意的哄瞒’以及对毅然“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的老妪、 勉励新婚的丈夫“努力事戎行”的新妇、“投杖出门去”重回战场的老翁、“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重上前线的孤苦无家汉、为“筑城潼关道”而坚守职责的潼关吏等,杜甫都以赞扬的态度,对他们忍一己之悲、顾国家民族的大局,义无反顾去参加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而进行的平叛战争的爱国主义精神,做了热烈的歌颂。
           另外,安史之乱后杜甫对待大唐反击吐蕃入侵的战争,其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一再斥责:西戎外甥国,何得违天威。”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八)对吐蕃等侵掠蜀地边境表示愤慨: “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东至集壁西梁洋,问谁腰镰胡与羌。岂无蜀兵三千人,部领辛苦江山长。”(《大麦行》)他还有一首《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秋风袅袅动高旌,玉帐分弓射虏营。 已收滴博云间戍,更夺蓬婆雪外城。”诗中对严武反击吐蕃侵占我蜀境中松、维诸州的战争,表达了诗人坚定支持的态度。
           李白在唐玄宗时代对大唐对边境所进行的战争,基本上是支持的。因为他认为大唐在边境战争的性质上,具有守卫国土、保护 边境各民族的安全、捍卫和保护丝绸之路开通的积极含义。因此,他对开元、天宝时期对边关的战争,基本采取支持的态度。如他的 《塞下曲六首》《从军行》诗中有“斩楼兰” “破月氏” “破天骄” “净妖氛”等语,这些都是指称或指代西北游牧民族政权的。而他们经常骚扰大唐西部边境,或破坏西域丝绸之路的交通。不打败他们就不能实现大唐西部边境的安静和丝路的安全。因此,李白是拥 护这些捍卫国土和保护丝路的战争的。故他在诗中,歌颂在西域守卫边境的英雄如“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握雪海上餐,拂沙 陇头寝” “弯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 “边月随弓影,胡霜拂剑花” “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等诗句,描写了边塞将士的艰苦环境, 赞颂了他们保卫国家的英勇精神,是与广大边塞诗人所持的态度是一致的。在李白的《胡无人》《白马篇》《从军行》等诗中,也有着 同样的精神。在《关山月》《子夜歌》(其三、其四)中,虽也有兵士思乡和闺妇怀征夫、絮征袍、寄寒衣的思边之作,但也并非反战的主题,只是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而已。
           李白有一首拟汉乐府的《战城南》一诗,最值得我们深思:
                  去年战桑干源,今年战葱河道。洗兵条支海上波,放马天 山雪中草。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匈奴以杀戮为耕作,古 来唯见白骨黄沙田。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然。烽 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野战格斗死,败马号鸣向天悲。乌鸢 啄人肠,街飞上挂枯树枝。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 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诗中泛指唐玄宗的东北与西北的战争。特别指出像匈奴一类 的游牧民族,由于他们游猎杀生的习性、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全民皆兵的军事组织,在对外关系上,是以掠夺他国财富为目的的。他们 “以杀戮为耕作”,其本质极具侵略性。大唐的边衅常是他们引起 的。这种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长期存在着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几千年来,两种生产方式的根本冲突难以解决。所以“秦家筑城避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战无已时”。这就从本质上说出了大唐与边境上的游牧民族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由于游牧民族先发起的。而唐朝在战争方面是相对被动的,是防御性的。即使在战争中唐朝方面是正义的,反掠夺的,但战争的本身必然是残酷的,要付出许多将士的生命和热血。因此李白提出要“慎战”的原则:“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就是要求唐朝的统治者,不要穷兵黩武,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不要轻易使用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就是说要先修文德而来之: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五十九首》其三十四)即用和平的手段先来解决。而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不了的,再考虑采用战争的手段。 李白对边境冲突的战争原因的理解和解决方式及态度,无疑是合理的、妥当的。

     

    四、李杜战争观区别的原因

     

           前面已谈到的李白和杜甫战争观的相同处和不同处,是由他们的生活阅历和信奉的思想形成的。
           李白家庭有胡化色彩,其父祖曾有过西域的生活经历。李白 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战争观。其父祖几代长期生活在西 域,深知胡人的习性、生产和生活方式,故对西域少数民族政权举 国尚武、具有侵略的习性是有所了解的。同时他本人也尚武习剑, 有任侠之风,也当是与其先人在从事丝路经商活动中,经常遇到丝 路上强盗的抢掠而必须具备自我防卫能力的感受有关。他的习武 和任侠,与其家庭受西域社会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他从小 就习剑练武,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文人骚客。胡人的尚武之风与 李白献身报国的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因Ji k他的青年时代是很向 往从军报国的。他的《塞下曲》和《从军行》等诗,表达了他对边关 报国的英勇将士的敬佩和向往之情。他对道家的慎战思想“兵者 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三十一章)是奉 为圭臬的。故李白对战争并不一味地反对,对守边保境的卫国战 争,他是坚决支持和拥护的。但也不希望连年战争影响人民的生 活,因此他一再主张慎战、罢战:“圣人不得已而为之”(《战城 南》)、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子夜歌》其三)。这是李白的 高明处。
           杜甫是出生于一个诗书世家的子弟。他的青少年时期基本上 是在东都洛阳度过的。那时正是大唐开元盛世,洛阳城繁花似锦, 和平安定,生活较长安消闲,而杜甫从少年时期开始,接受的是儒 家的仁政、爱民、修身、治国的传统理念的思想教育,又受到太平盛 世安居乐业的和平生活的影响;又因洛阳的民风比较柔弱温顺,热 爱和平而厌于争斗,养成杜甫忠厚和平的性格与务实认真的生活 作风。此外,还有儒家“去兵”[9]的思想对杜甫的反战思想,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故杜甫到长安求官时期,已是天宝年间,唐玄宗主动用兵青海和西域时期,杜甫极力反战,与其在陪都洛阳所受安闲 和平之风的影响及儒家“去兵”的思想有较大的关系。
           不管是李白的慎战,或是杜甫的反战,其根本目的,都是从国 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考虑的。他们不同的是,李白常从战 争的本体实质和大局处着眼,而杜甫则常从黎民百姓在战争中的 具体苦难的感受来看问题。李白的眼光比较超越,有一定的哲理 高度,而杜甫的眼光比较具体现实,具有情感的深度。两人眼光各 有优长,二者结合,才是全面正确的战争观。


    注释
    [1 ]周祖饌《论盛唐边塞诗及其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载《唐代文学论丛》总 第四辑。
    [2]聂文郁《试论初唐的边塞诗》,载《唐代文学论丛》总第四期。
    [3]引自《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16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引自上书第170页。
    [5]引自《杜甫全集校注》第2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6]《杜甫选集》第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7]引自《杜甫全集校注》第2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8]《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四: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木落秋草黄,登 高望戎虏。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白骨横千霜,嵯蛾蔽榛莽。借问 谁凌虐?天骄毒威武。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9]《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 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 上一个图文:

  • 下一个图文: 没有了
  • 主办:中国李白研究会秘书处、马鞍山李白研究所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否则视为侵权
    皖ICP备06002637号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湖北路22号三楼
    电话:(0555)2406554 2494148
    传真:(0555)2494148
    E-mail: mas@chinalibai.com
    邮编:24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