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白卒年刍议
阎琦
..本文拟通过对李白去世前几年经历和创作的讨论，考订一下李白的卒年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俱执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的“(李白)年六十有二不偶”的说法，断李白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享年六十二岁。此说殆成定论。但未始无人怀疑。近年即有李从军同志提出李白卒于代宗广德二年(764)，享年六十四岁的新说(《李白卒年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5期)。我认为，李白卒年应在广德元年(763)，其享年为六十三岁。刍荛之论，不敢自是，特提出向专家们请教。
一李白去世前两三年，是在江南度过的。其间有两个中心。一是当涂，这是他晚年寓家及病、死、葬之处。另一个是金陵，这是他晚年在江南游历的中心。王琦《年谱》云：“上元二年，太白游金陵，又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间。”大致不错。自安史之乱起后不久，到夜郎赦归，约有五年多时间，李白的足迹未曾到过金陵、历阳、宣城及当涂一带。所以，判定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并不太费事。除了参以当时史实可以予以判定的诗外，凡是写于以上地区又带有战乱、流放、赦归字眼的诗，都可以归于这一时期。这中间，李白有一首《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诗(以下简称《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这是一首对划定李白晚年经历及判定他卒年至关重要的诗。从前，这首诗被系于上元二年秋末。这个系年对此诗本事的解释都是错误的。所以，我想化大气力从分析此诗入手以辨其误。诗题中的李太尉即李光弼。他是安史之乱中后期唐朝廷赖以与安史叛军作战的主要将领之一。一般认为，李白此次投李光弼军是去参加与安史叛军残部史朝义的作战，半途因病不果，退还金陵，与金陵官吏(崔侍御)告别，时在上元二年(761)秋末。以李白暮年的衰病，且是刑余之人，仍不忘报效国家，精神很是感人。郭沫若同志曾称此举是李白“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李白与杜甫》第80页)。所以，此诗在李白研究中一直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王琦系此诗于上元二年秋。其《年谱》云：“《通鉴》：‘上元二年五月，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节度使，出镇临淮。’是其事也。诗中有‘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之句，乃是是年秋中之作。”詹《李白诗文系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及国内各种李诗选本皆从之。然而，参以当时史实，此诗系年理由难以成立。第一，诗题曰：“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
出征东南 ……”检两《唐书》及《通鉴》等史书，并没有李光弼乃至唐官军“出征东南”或在“东南”某地与史朝义作战的记载。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大败李光弼于洛阳近郊邙山。三月，史朝义杀史思明，在洛阳即皇帝位，改元显圣。李光弼以败，固求自贬。至五月，肃宗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八道节度使(见《通鉴》卷222，唐纪38)。从上元二年五月李光弼受命太尉起，到广德元年(763)初史朝义势穷自缢死于广阳(今河北蓟县)以北的温泉栅，三年之中，李光弼乃至唐官军与史朝义作战的战场，无例外地都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一带(唐河南道及河北道)，难以与诗题中的“出征东南”相符。或曰：“出征东南”是相对于“秦”地，即唐朝廷所在地长安而言，因为洛阳或洛阳东南，皆可说是在长安东南。这说法站不住脚。从天宝十四载安禄山乱起到广德元年史朝义死，唐朝廷的平叛战争打了八年。除了收复长安的战场在关内以外，其余的战场都在中原或中原以北。当时的和后来的史学家、文学家，没有把其中任何一次战役称作“东南征”。李白当时正在江南，他绝不至于以长安为中心，而把中原称作“东南”。王琦的系此诗于上元二年，着眼点很可能在李光弼复任太尉后的“出镇临淮”，以为李白所说“出征东南”即指李光弼“出镇临淮”。临淮故址依《辞源》、《辞海》之说在今江苏盱眙北。李光弼由长安出发驻节临淮，大致的方向是正东偏南，故可以说“出征东南”。王琦系年其所以为一些专家们所从，大约也是因为这一点。这说法仍然难以圆通。一、临淮唐时属河南道，从整个中国来说，临淮仍属中原一带；二、为便于与史朝义作战，李光弼的军队多集结在洛阳附近，他的河南行营即设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此次驻节临淮，只是因为他身兼淮南、山南东、江南西、浙江东等八道节度使，要把驻节之处设在稍稍东南的临淮。李光弼的“出镇临淮”，仅是赴任，地理位置上不在东南，亦不是“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三、据《通鉴》，李光弼是上元二年五月赴临淮的，他应在本月或六月初到达临淮。假定李白所说的“出征东南”，就是李光弼的“出镇临淮”，那么李白“闻”李光弼出征并动身投军的时间也应在五月或六月。李白写《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的时间是在秋末(九月)，诗云：“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江南已有了寒意。李白是从军不果中途退回金陵后写此诗的。除去他赴军及退回的时间，李白“闻”李光弼“出征东南”的时间，当在八月以后。时间上大相径庭；四、《通鉴》卷222，唐纪38载：李光弼赴临淮后，“(上元二年)八月己巳，李光弼军河南行营。”即李白“闻”李光弼“出镇临淮”时，李光弼已离开临淮，返回河南行营陈留去了；五、假定相对于长安来说中原战场可称“出征东南”，“出镇临淮”也可以称作“出征东南”，又如何理解诗中“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两句呢?这两句是李白说自己从军的路线。李白正在江南游历，他无论赴中原或赴临淮，其路线都只能是东北或正北，而不可能是“东南”。为了弥合史实与诗之间的矛盾漏洞，人民文学出版社《李白诗选》在本诗题解中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史朝义杀死了他父亲史思明，率兵向南骚扰。唐太尉李光弼领大军出镇临淮，追击史朝义。”上海古籍出版社《李白诗选注》也在题解中说：“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安史叛军史朝义向东南窜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征。”前面说过，上元二年五月至八月，史书上并无史朝义率军向东南窜扰的记载，李光弼“出镇临淮”，亦不是为了追击史朝义。其时，史朝义称帝不久，尚盘踞在洛阳。所谓史朝义“向南骚扰”、“向东南窜扰”，或是指史朝义“寇申、光等十三州”(两《唐书·李光弼传》)。申州即今河南信阳，光州即今河南潢水，两地仅在洛阳东南，李白不得称其为“东南”；且其事已在宝应元年正、二月间(《通鉴》卷222，唐纪38)，距李光弼出镇临淮已半年之久。第二，诗中有云：“秦兵出天庭，蹴踏燕赵倾。黄河饮马竭，赤羽连天明。太尉仗旄钺，云骑绕彭城。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以上八句，固多概括性叙述，但考之史实，却也信而有征。前四句写李光弼受命太尉、都统八道节度使威镇中原的气势，后四句写李光弼进军徐州(即彭城)、号令森严的情况。李光弼何时进军徐州?在宝应元年四月。《通鉴》卷222，唐纪38载：“(宝应元年)建巳月(按即四月)，史朝义自围宋州(今河南商丘)，数月，城中食尽，刺史李岑不知何为。……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史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遂径趣徐州。使兖郓节度使田神功进击朝义，大破之。”《通鉴》同卷：“(光弼)遂径趣徐州。……田神功既克刘展(按上元元年刘展据润州乱)，留连扬州未还；太子宾客尚衡与左羽林大将军殷仲卿相攻于兖郓。闻光弼至(徐州)，惮其威名，神功遽还河南，衡、仲卿相继入朝。光弼在徐州，惟军旅之事自决之，……由是军中肃然。”李白此诗若写于上元二年，断不会在诗中预知次年(宝应元年)才发生的事①。第三，从上元二年以后李白的行踪来考察，此诗亦不可能作于上元二年秋末。李白是上元元年秋冬之际由江夏回到豫章的，其妻宗氏时寓居豫章。上元二年春，李白由豫章至寻阳，嗣后由寻阳沿江下，经长风沙(今安徽安庆东)至金陵。在寻阳时，曾上庐山，安置宗氏在此，《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即作于此时②。其一有云：“风扫石楠花。”王琦注引《本草衍义》，云石楠花“于正二月间开花。”新本《辞海》“石楠”条则谓“夏季开花”。未知孰是。姑以《本草衍义》为准，当石楠花落(“风扫石楠花”)之时，应该已是春末夏初。假如李白由寻阳至金陵一段水程毫无滞留，到达金陵时，时令也应在夏初之后。依王琦旧说，李白于同年秋末从李光弼军不果，告别金陵他去。《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有云：“
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金陵遇太守，倒屣欣逢迎。群公咸祖饯，四座罗朝英。初发临沧观，醉栖征虏亭。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
因之出寥廓，挥手谢公卿。 ”可知李白因从军不果，心情沮丧，此次告别金陵，不是暂时性离开，而是永久性告别。因此，金陵官吏及僚属才隆重地在金陵城外设宴饯别。即是说，李白以夏初后到金陵，秋末别金陵，在金陵至多只待了夏秋两个节令。可是，李白此期明明有春天作于金陵的诗，如《金陵新亭》：“金陵风景好，豪士集新亭。举目山河异，偏伤周情。四座楚囚悲，不忧社稷倾。王公何慷慨，千载仰雄名。”“山河异”、“社稷倾”都表示在乱后。本文开头曾说，安史乱后至上元二年，李白并无江南之行，此诗只能作于李白暮年此次金陵之行。诗用《世说》“新亭对泣”典。《世说·言语》：“过江诸人，每至
美日 ，辄相邀新亭，〖ZZ(〗藉卉 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诗中“金陵风景好”即《世说》中的“藉卉”“美日”，是春天。又如《对酒》：“劝君莫拒杯，春风笑人来。桃李旧相识，倾花向我开。流莺啼碧树。明月窥金?。昨日朱颜子，今日白发催。棘生石虎殿，鹿走姑苏台。自古帝王宅，城阙闭黄埃。君若不饮酒，昔人安在哉!”“昨日朱颜子”以下四句，亦表示此诗系乱后、李白暮年所作。“自古帝王宅”即指曾为六朝之都的金陵。以诗中“春风”、“桃李”等语看，节令显然在仲春。如果李白上元二年秋离开金陵，则以上两诗就难以安排。还有一些诗，如《醉后赠从甥高镇》，也是暮春作于金陵一带(诗云：“江东风光不借人，枉杀落花空自春。”)，都无法安排。李白不可能离开金陵后，第二年春天再返回金陵写这些诗。所以，对于划定李白暮年游踪及判定其卒年关系至为重要的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一诗的本事和系年，都必须另觅新的解释。 二我以为，唐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之事，并不是与中原一带的史朝义作战，而是与浙东一带的袁晁农民起义军作战。李白投军病还，告别金陵，写《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的时间，在唐代宗宝应元年秋末，比王琦旧说整整晚一个年头。《通鉴》卷222，唐纪38载：
(宝应元年)秋八月。台州(今浙江临海)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郡，改元宝胜。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李光弼遣兵击晁于衢州(今浙江衢县)，破之。
袁晁农民起义早在上元二年末、宝应元年初就已经发生了，虽然那时不过是无组织的农民骚动(见《通鉴》同卷)。当李光弼中原战场对史朝义的战争连连取得胜利的时候，袁晁农民起义已发展得很强大，至宝应元年八月，李光弼终于分兵镇压。李白所“闻”的李光弼“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就是指这一次军事行动。李光弼并未亲自出征，江南一带传闻如此。“秦兵百万”亦显系传闻的夸大说法。当时李白正在金陵或历阳、宣城一带，听到这个消息，便东南行，准备途中参谒李光弼投军效用。当上元二年李光弼出镇临淮时，李白断无北上投军之可能。李白与李光弼前此并无交往，又无人引见，加上衰病的身体，贸然北上，他要下怎样的决心!至于这一次，刺激他决心投军的因素，只是因为李光弼的军队从金陵一带路过。不料，令李白沮丧的是，半途因病又不得不返回金陵。上元到宝应，发生在秋天，地理位置又在东南，既符合李光弼“出征东南”，又符合李白“无因东南征”的军事行动，只有这一次。这就是李白“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的本事。李白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虽然主要写李光弼在中原作战的功绩和威仪，但并不是没有写到此次镇压浙东袁晁的战争：“函谷绝飞鸟，武关拥连营。
意在斩巨鳌，何论矯长鲸 ?”“巨鳌”就是史朝义。安庆绪杀安禄山，史思明杀安庆绪，史朝义又杀史思明。安史之乱后期，叛军的首恶元凶就是史朝义。“意在”句表示李光弼中原战场的主要任务是讨平史朝义。“何论”句意思是说，至于那长鲸，要把它切成细丝(矯)，更不在话下。“长鲸”何指?看他把“长鲸”与“巨鳌”分而言之，其凶恶程度又在“巨鳌”之下，“长鲸”无疑是指浙东袁晁。郭沫若似乎已有见于此，但又轻易地滑过去了。他说：“上元二年(761)他又离开了豫章，往来于宣城、历阳二郡之间。在这一年，他一生中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便是八月间去参加李光弼的东征，但半途在金陵生病而中止了。他有诗纪其事：《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其实因病而废，却成了李白意外的幸事。李光弼的出兵还有第二个用意，是要镇压东南的人民。第二年的宝应元年(762)，也就是李白去世的一年，八月，台州(今浙江临海县)袁晁起义，聚众二十万，接连占领了上饶、永嘉、宁波等地，声势浩大。……李白去从军，幸而生了病，不然岂不在一生中会真正留下一个不能磨灭的大‘耻’吗?”(《李白与杜甫》第80、81页)郭老把时间搞错了，事实上李白正是去参加“镇压东南人民”的军队去的。郭老曾以杜甫《喜雨》中“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杜甫自注：时闻浙右多盗贼)”两句，论证了杜甫仇视袁晁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意识和立场，却将李白轻轻开脱了。我颇疑心郭老是有意如此，他把“东南征”换成了“东征”，使之符合李光弼的“出镇临淮”，因为临淮确在长安和中原以东。在李白(也包括杜甫)看来，浙东的袁晁起义，与中原的安史叛军虽有区别，但既是叛乱，便都在必须讨平之列。是否这样便证明李白也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和立场?此已是题外话，不准备辞费；不过，我认为既弄清了这段从军本事，研究界就大可不必替李白将这一段真事隐去。
三这里想继续本文第一节的思路，讨论一下李白从军不果、离开金陵以后的行止问题。可以看出，将李白《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系于上元二年秋，我们研究界对李白去世前两年游踪行止的叙述，陷入了多么困难的境地!李白离开金陵，就去依从叔当涂宰李阳冰。他初至当涂写的《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最能看出与《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的衔接。下面是《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的后半段：
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轻。赠微所费广，斗水浇长鲸。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
“小子别金陵”就是他从军中途不果告别金陵。白下亭在金陵北长江岸边。“群凤怜客鸟”以下六句，写他告别金陵时金陵官吏僚属相祖饯。李白离金陵时，“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到当涂时，“严风起前楹”，“霜落牛渚清”，已是初冬光景。从《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还可以看出，李白是初访李阳冰。诗中备颂李阳冰之才：“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皓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弱冠燕赵来，贤豪多逢迎。鲁连善谈笑，季布折公卿。”说他对李阳冰早已心向往之，此次相逢，有如晋之大小阮竹林之游：“遥知礼数绝，常恐不合并。惕想结宵梦，素心久已冥。顾惭青云器，谬奉玉樽倾。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李阳冰《草堂集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时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可知李白来当涂不久，病(腐胁疾)就很厉害地发作了。李阳冰马上就要离任(“临当挂冠”)，所以匆匆地为李白编集作序。依我们前面所说，李白两诗及李阳冰序的写作时间应是：宝应元年秋末，李白告别金陵往当涂，作《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诗；本年初冬，至当涂，作《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本年十一月乙酉(初十)，李阳冰作《草堂集序》。这是符合当时史实，又符合两诗一序的实际的。如果依旧说，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系于上元二年，李白的游踪行止，将怎样呢?郭老注意到了李白两诗地点、时间上的不可分割性，将《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亦系于上元二年。但郭老忽视了李白两诗与李阳冰《草堂集序》亦不可分割，使两诗一序之间的时间距离拉开到一年多。按郭老的安排，李白在当涂住了一年多，其间李白似乎只到当涂附近的横望山去过一次。创作呢?只有在横望山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和在当涂龙山赏菊的两首诗：《九日龙山饮》和《九月十日即事》。一、将李白两诗与李阳冰《草堂集序》拉开一年多不符合李阳冰序的原意。况且，李白既与李阳冰相处一年余，腐胁疾日渐沉重，为什么要到自己病危、李阳冰即将离任时才让李阳冰为其编集作序呢?二、郭老也肯定李白此期以金陵为中心，往来于历阳、宣城二郡之间；因为宝应元年一年李白都在当涂养病，不好再让他出去，所以这些游历就一齐压缩在上元二年夏秋间。在半年时间里，李白几乎要走马灯一般往来于历阳——金陵之间(历阳在金陵以西)，又要往来于金陵——溧阳——宣城之间(溧阳在金陵南，宣城又在溧阳西南)，还要去从李光弼军，半途而废再退回金陵。这可能吗?三、今存李白此期写于历阳的诗，有几首明显作于冬天，如《对雪醉后赠王历阳》：“白雪飞花乱人目。”《醉后赠王历阳》：“举酒挑朔雪。”《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既然李白游历历阳仅在夏秋，这几首冬天的诗，是何时写的呢?王琦未能确定《献从叔当涂宰阳冰》的写作时间，其《年谱》含混地说：“是非辛丑(上元二年)即壬寅(宝应元年)二年中之作。”詹先生《李白诗文系年》从之，对其含混模棱之词未置可否。王琦与詹先生似乎注意到了李白两诗与李阳冰序之间的不可分割，但无法圆通其中的矛盾，只好使《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跨在两年之中：若在前一年，则与《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衔接，若在后一年，则与李阳冰《草堂集序》衔接。支绌其辞，何其狼狈!《献从叔当涂宰阳冰》若在前一年，其漏洞与郭沫若说同。若在后一年，则：一、上元二年秋，李白既因病从军不果而告别金陵，为什么随之漫游于历阳、溧阳、宣城及宣城附近之铜陵、五松山等地长达一年之久?他登临游览，步履健旺，豪饮不休，全不象大病之人；二、既然离开金陵周游一年之后始到当涂，为什么初见阳冰，又称其“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难道他周游一年之后，又重新回到金陵，再来一次金陵群官祖饯?然而，依我们所说，将《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系于宝应元年，则以上矛盾和难以圆通之处，便都迎刃而解了。
四李白到当涂的时间，无可置疑地应当推后一年。这样，李白的卒年便不在宝应元年。因为李白有两首写于当涂的重阳赏菊诗：“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九日龙山饮》)“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九月十日即事》)龙山在当涂县。李白既以宝应元年初冬至当涂，十一月病亟，按现在传统说法，病亟之后，随之而死，他就不可能在重阳节写赏菊诗。从李白的游踪和创作看，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十一月的旧说已足以使人怀疑；而旧说的唯一凭据，即李阳冰的《草堂集序》，本来就靠不住。李阳冰只说到“病亟”，顶多只是将死的意思，并没有说到李白已死。当时李阳冰就要离任他去，病危中的李白可能预感到自己沉疴难愈，再加上李阳冰是知名当时的词章家、书法家，所以急于托付后事。李阳冰接受了李白文稿，写了序，离任而去，李白死与未死，他并不知道。事实上李白病渐有好转，差不多又活了一年，到广德元年(763)才去世。在这一年里他还有一次宣城、南陵之行，有当涂赏菊的豪兴。后人乃据李阳冰的话，断李白卒于宝应元年，实出于臆度。推翻旧说，其主要障碍或在李华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李华是李白故交，与李白同时而晚死。《墓志》全文如下：
呜呼!姑熟东南，青山北址，有唐高士李白之墓。呜呼哀哉!夫仁以安物，公其懋焉。义以济难，公其志焉。识以辨理，公其博焉。文以宣志，公其懿焉。宜其上为王师，下为伯友。年六十有二不偶，赋临终歌而卒。悲夫!圣以立德，贤以立言，道以恒世，言以轻俗。虽曰死矣，吾不谓其亡矣也。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辨，数梯公之德，必将大其名也巳矣。铭曰：立德谓圣，立言为贤，嗟君之道，奇于人而侔于天。哀哉!
李从军在《李白卒年辩》中曾力证《墓志》为伪作。参见李文，兹不赘。我以为，李华《墓志》即使不伪，亦必然有严重的夺误或漶漫。李华倘为李白撰《墓志》，关于李白家世和生平遭际，固有难道其详的困难及忌讳之处，但绝不至于一语未及，完全违背了唐人及唐以前人撰写墓志的通例。《墓志》全题为《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刘勰说：“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文心雕龙·诔碑》)序即是志，指用散文体写的关于墓主的贯里事迹。墓志铭而称“墓志铭并序”，更表示唐代形成的以志文为主体的前序、后铭的墓志铭撰写通例。然而，《墓志》一开头就“呜呼!姑熟东南……”，发一通立德立言的大议论，极使人疑心这个《墓志》并非原志的全豹而只是其后半。其中“有子曰伯禽，天然长能持，幼能辨”数语，语意含混不清，莫能有一定之解。郭沫若谓“‘天然’以下八个字似有夺误，意不甚了了。姑照字面解释，似言其(按指伯禽)性情不矜持，对于长者能奉侍，对于幼者能自损”(《李白与杜甫》第33页)。詹谓“天然”与“伯禽”并列，“天然”当是李白幼子(《李白诗文系年》第146页)。据此推之，《墓志》所说的“年六十有二不偶”的“二”，岂不也值得大大的怀疑?检《新唐书·李白传》有云：
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唐代宗曾以左拾遗召李白，当是实有其事。稍晚于李白的刘全白和范传正都提及此事。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云：“代宗登极，广拔淹瘁。时君亦拜拾遗。闻命之后，君亦逝矣。”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云：“代宗之初，搜罗俊逸，拜公左拾遗。制下于彤庭，礼降于玄壤。生不及禄，没而称官，呜乎，命与!”代宗之立，在宝应元年四月。其时宫廷内部斗争隐蔽而激烈，代宗受制于宦官，根基不稳；唐官军与史朝义的战争相持未下，浙东袁晁起义也已经发生。宝应元年，代宗无暇亦不可能腾出手来搞“广拔淹瘁”的门面工作③。广德元年春，史朝义自缢死，北方和中原基本安定；同年四月，袁晁被擒，东南方也算安定。只有此时以后，代宗才可能有此装饰太平的举动。《新唐书·代宗纪》恰有记载：
广德二年正月丙午，诏举堪御史， 谏官 、刺史、县令者。 李白的被召为左拾遗，即在此时。代宗下诏之时，并没有李白死讯传到朝廷。在朝廷推荐李白的人，也必然约略知道李白尚未死。“闻命之后，君亦逝矣。”(刘全白《碣记》)李白的死，当在广德元年(763)冬，与代宗之诏是前后发生的事。倘若李白卒于宝应元年(762)，即李白死后一年多，乃有代宗左拾遗之诏，这显然不大可能。以李白的名气，他的死不会如此寂寥无闻。当时交通无论怎样不便，也不至于一年以后朝廷还不知道李白已经死去。同样的道理，我虽同意李从军关于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的主张，却不能同意他的李白卒于广德二年、享年六十四之说。广德二年李白倘仍在世，李白不是要应代宗之诏，作了左拾遗了吗?“享年六十四”说见于宋曾巩《李太白文集后序》。但这个“六十四”显然是有误的。至德二载(757)，李白为宋若思作《为宋中丞自荐表》，称已“年五十有七”。李白这个年龄，曾巩是肯定的。从这一年算起，曾巩在《后序》中说：“乾元元年，终以污事长流夜郎，遂泛江夏，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寻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对于李白晚年的踪迹游历，曾巩似并无发明，也是误以李阳冰《草堂集序》的“病亟”之时为李白卒年。故其“六十有四”的“四”，必有讹误。
注释：
①李从军《李白卒年辩》中亦提及李光弼进军徐州的时间应在宝应元年。本文受李文启发颇多，特作声明，并致谢忱。②《送内寻庐山女道士李腾空二首》，郭沫若系于上元二年春，是。按宗氏安史乱前居宋城，乱起，李白北上，携宗氏南奔。至德初，李白避乱东南，宗氏可能在宣城。白自东南归，与宗氏俱隐庐山屏风叠。永王水师东巡，聘白，白下山，宗氏乃寓居豫章。以乱后宗氏行止，只能于此时上庐山寻李腾空。③代宗初即位(宝应元年)，发布赦文，其末云：“其有明于政理，博综典坟，文可经邦，谋能制胜，及孝弟力田，诸州刺史并宜搜扬荐闻，投匦者不须勘以停处姓名，务招直言，以副朕意。”(《唐大诏令集》卷二，《全唐文》卷49)其“搜扬荐闻”云云，恐只是一纸空文。另外，李白的左拾遗之诏也不可能在这一年。依本文所说，宝应元年李白正在金陵一带游历，不可能“闻命之后，君亦逝矣。”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