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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藁葬、殡葬、改葬始末新说
李昌志
唐诗人李白，坎坷身世，穷愁潦倒，晚年客死安徽当涂，已为世所公认。但对李白的死因、葬地及衣冠冢等问题多有误指，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似有探讨之必要。
一、“藁葬”采石之由来李白生前酷爱当涂采石山水，曾多次来此驻足留连。明人汪道昆说：“夫称诗莫胜于唐，唐诗莫胜于太白。采石故有特祠(指李白祠)祠太白，则太白以采石终焉”。然采石究竟有没有李白真坟?史家常言：“时近则迹真，地近则易核”。就“时近”而言，最早见诸文字的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约809～818)白居易所写的《李白墓
》诗，其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冢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诗中表明白居易曾亲眼看到丛草绕田的李白真坟。继之是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当涂县令许浑的《经李白墓》所记：“至今孤冢在，荆棘楚江湄”。至唐武宗会昌四年(844)，项斯举进士赴丹徒县尉，作《经李白墓》诗说：“夜郎归未老，醉死此江边。葬阙官家礼，诗残乐府篇。游魂应到蜀，小碣岂旌贤。身殁犹何罪，遗坟野火燃”。说他看到的遗坟是缺少官家葬礼，只有小碑旌贤。到了晚唐，诗人贯休在《古意九首》之八则云：“宁知江边坟，不是犹醉卧?”他认为李白是醉死后卧葬于江边坟中。另一位晚唐人杜荀鹤则在《哭陈陶》诗中说：“耒阳山下伤工部，采石江边吊翰林。两地孤坟各三尺，却成开解哭君心。”他把当时看到的李白坟与杜甫墓联系起来，为之感慨万端。说明李白逝世后，早在唐代采石江边就有李白坟的记载。就“地近”而言，向以考据辨证著称的北宋人赵令
田 寺 在《侯鲭录》中说得更为具体：“李白坟在太平州采石镇民家菜圃中，游人亦多留诗”。但他又说：“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坟。或曰太白平生爱谢家青山，葬其处，采石特空坟耳。”又说：“世传太白
过采石，酒狂捉月，窃意当时藁葬于此，至范侍郎迁窆青山焉”。赵令 田 寺
在这里首先记明采石有李白坟，位于“采石镇民家菜圃中”，系“当时藁葬于此”，后因移葬青山，青山成了“正坟”，采石遂成“空坟”。其后南宋吏部尚书程大昌在所著的《演繁露》一书中亦云：“采石之南岸田畈间有墓，世传为李白葬所，累甓围之，其坟略可高三尺许”。又说：坟“前有小祠堂，甚草草，中绘李白像，布袍裹软脚幞头”。程大昌在这里不仅记述了采石李白坟的位置、高度、甓围，而且还记述了它前有祠堂，中有身着布袍幞头的李白绘像。而记述最为完整、最为明确的，要数南宋王象之于宝应三年(1227)成书的《舆地纪胜》一书，在其卷十八《太平府》条中有云：“唐李白墓在县东北一十七里青山之北。李阳冰为当涂令，白往依之，悦谢家青山，欲终焉。宝应元年卒，葬龙山东。今采石亦有墓，及太白藁葬之地，后迁龙山；元和十二年，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委当涂令诸葛纵改葬青山之址，去旧坟六里”。王象之在这里说清了：一、李白坟在采石，为“藁葬”之地；二、后迁龙山，葬龙山之东；三、改葬青山，去旧坟六里。王象之的记述无疑道出了李白三处墓地迁徙的原委。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位千古奇人的死因、初葬地及
衣冠冢三个问题如何理解?笔者搜寻旧闻，旁及群书，得出的初步看法是：一、李白死在采石很有可能。死地涉及死因。李白是怎样死的?历史上早有病死、醉死、溺死之说。考之正史，《旧唐书》说他“以饮酒过度而死。”《新唐书》只说其死，未言他到底是怎样死的。参之文集墓志，李阳冰仅说“公又疾亟”，未言其死。李华只说他“赋临终歌而卒”，亦未言他因何而死。范传正始说他“盘桓利居，竟卒于此”，是说他死于当涂。刘全白则说他“偶游至此，遂以疾终”，显指他死于采石。稽之笔记歌咏，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说：“李白着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见王琦《年谱》)。始有李白狂醉捉月而死的首次记载。继后北宋宣城人梅尧臣在《采石月下赠功甫》诗中又说：“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宫锦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他把李白醉中弄月翻船而死说得更为形象。接着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亦云：“世俗多言李白在当涂采石因醉泛舟于江，见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于是李白捉月落水之说便广为流传，见之于文人歌咏、画图中的“泛月”、“醉月”、“弄月”、“捉月”、“扪月”者层出不穷，在采石兴建的捉月亭、醉月亭、李白祠、谪仙楼等亦相继出现。更为有趣的是，当时一些
人还把“捉月”与“骑鲸”联系起来，或曰“巨川汇牛渚，下有渊灵宅”，“不见燃犀人，空忆骑鲸客”(贾岛《牛渚》诗，引自《太平府志》)；或曰“此翁自是太白精，星月相合自随行，当时落水非失脚，直驾长鲸归紫清”(丘浚《谪仙楼》)等等，把捉月骑鲸说得玄之又玄。元明以后，世人多认为这种传说未免过于荒唐，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起而驳谬。最早持不同意见的是元代吏部主事林弼，他在《过采石吊太白》诗中说：“我来酹酒江之睺，春草几绿三尺坟。当年
有孙为收骨，捉月之说谁尔云?”林弼在这里显然是说采石江边有李白坟，当年李白逝世后曾有其孙为之收殓遗骨，那么捉月之说从何讲起?驻太平府监察御史刘泰也云：“两度来游太白祠，祠前松桧绿参差”，“行人莫信荒唐说，犹有青山旧刻碑”。永乐进士当涂人刘琼说：“云锁青山荒冢在，浪中捉月是虚传。”另一位当涂人广州同知倪伯琪也说：如果骑鲸捉月是真事，那末“鲸飞采石醒亦醉，墓在青山是也非”了。后来太仆少卿张文锦则劝说世人不要再传这种流说，他明确指出：“埋玉青山碑可读，骑鲸莫供俗人传。”此后，捉月骑鲸之说似乎有所收敛。由此可见，李白死在采石很可能。而捉月骑鲸之说，实属后人为了怀念李白，美化诗仙，想当然耳。但空穴来风，不为无因，李白恃才傲物，漂泊一生，牢骚满腹，在怀才不遇，醉酒泛月，百感交集之下，玩月翻船，遂有捉月之说，似乎也属情理之中。正如今人安旗在《李白纵横探》所说：“从李白当时近乎疯狂的精神状态来看，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二、采石李白坟当为藁葬之地。如前所述，“藁葬”之说，始于北宋赵令
田 寺 《侯鲭录》，继有王象之《舆地纪胜》。什么叫“藁葬”?按“藁”，草也。藁葬，即草草安葬也。藁葬之俗，古已有之，本为古时丧礼之一。据《礼记》记载，古人死后，先在床上铺席，席以蒲；再在席上铺纹，纹以布(条)；然后再在纹上铺衾，衾以被；最后才将尸体入棺，棺上加盖，置于堂前的东阶上，设灵祭奠。吊者皆“藉藁坐哭”，直到尽哀而止，才积土草葬于地上。又《汉书》李善注：“藁，草也。时权葬，故称藁。”《后汉书·马援传》：“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归旧茔，裁买城西数亩地，藁葬而已。”其“注”又说：“以不归旧茔，时权葬，故称藁”。“藉藁”又作“席藁”，即用禾杆编成的席叫藁，言吊者坐卧藁上以表示向死者请罪的一种方式。《
史记·范睢传》：“应侯席藁请罪”。又《吴王濞传》：“胶西王乃
礻 旦 跣，席藁饮水，谢太后”。可见席藁为古代居丧的一种礼节。这种丧礼沿至唐代，其风不衰。明嘉靖《衡州府志》“杜甫墓”条说：“甫终耒阳，藁葬之。元和中，其孙嗣业始改葬巩县，元微之为志”。元微之在杜甫墓志中还说：“子美旅殡岳阳”。明隆庆《岳州府志》《唐杜宗武》条亦云：“甫流落剑南，大历中下江陵，沂沅湘，登衡山，畏热复还潭。欲谋北归，卒于潭岳之间，旅殡岳阳”。又说甫之“次子宗武贫病，不克葬没。命其子嗣业启甫柩，
礻 付 事偃师”。这是说唐大历五年(770)，诗人杜甫藁葬湖南耒阳，后殡岳阳，元和中(806～820)迁葬河南偃师首阳山下的事。由此可见，同属唐代的杜甫与李白一样，都是死在异乡，也都是先经“藁葬”，后又初“殡”，再又迁葬的过程。直至南宋以后，“藁葬”之俗仍不乏记载，如宋末元初诗人宋无在《淮南饥诗》中曾云：“哭丧多藁葬，征旅少赢粮”。说明藁葬
仍然相当普遍。综上可知，藁葬尚属“权葬”一类，为临时打算，非正式下葬；葬者大多死于异乡，或为戴罪之身，或为征旅之人；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未能及时“以丧还旧茔””，只得草草“藁葬而已”。从李白的情况看，他晚年贫
病交加，政治上受刑，经济上无靠，生活过得十分悲惨凄凉，乃至精神近乎失常，而又死在异乡，对他以近就近草草从葬。看来也属不得已而为之。范传正《新墓碑》曾说：李白“其生也，圣朝之高士；其往也，当涂之旅人”。作为“高士”，他浪迹一生，落得悲惨结局，只好“葬阙官家礼”；作为“旅人”，他寄人篱下，最后客死异乡，只好暂时“权葬”于此，看来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三、采石“空坟”后始有李白衣冠冢。古人对“坟”、“冢”、“墓”的字义解释不完全相同。
“冢”，大都是指野冢、荒冢、衣冠冢，不是正式的坟或墓。所以赵令
田 寺 说：李白坟原“在太平州采石镇民家菜圃中”，“然州之南有青山，乃有正坟”，“葬其处，采石特空坟耳”。由于采石李白坟名声很大，在其变成空坟后，四方游人仍然来此凭吊不绝，于是时人便在此先后建起神霄宫、暮云亭等，以之供奉李白的宫锦袍，并将李白坟易名为衣冠墓，或称衣冠冢。但正式亮出“衣冠墓”三字名号的，则是明人滕毅的《采石镇衣冠墓》诗，其云：“神游故国应过此，高冢临流知是非”。接着又有成化当涂举人濮琰的“暮云亭畔衣冠古，埋玉青山岁月深”之句。据记载，当时衣冠墓还因游人不绝，又在墓前增设了石麟和石碑，明初学者孙纗在《采石太白墓》中曾说：“冠履何年堕土尘，先生元是谪仙人。春云彩笔惊飞燕，暮雨沧江泣石麟”。他看到的衣冠墓是“暮雨”泣打着雕刻的“石麟”。到了清代，衣冠墓依然存在，但世人多称为衣冠冢或靴冢，清直隶总督桐城学者方观承在《太白楼》诗中说：“靴冢千秋同醉里，锦袍何日不人间”，他在这里所说的“靴冢”，无疑是指的李白衣冠冢。而道光举人采石镇绅孙佩琳则在《太白楼怀古》中说：“暮云亭下衣冠古”，已是“荒冢萧萧长
碧芦”了。后来他在《暮云亭》诗中又说：“江上月犹白，坟头草又青，衣冠今俎豆，云树古精灵。尊酒浇荒碣，晚风吹野萍”。说明那时仍有不少人携酒到此祭奠。1972年，衣冠冢迁至翠螺山麓，据当时承办迁墓的人说：“迁墓时见有不完整的碑碣一块，上书有“李翰林衣冠墓”字样。后来有的专家提出，“翰林”二字并不能为伟大诗人增添什么光彩。衣冠也不能称墓，只能是一堆荒冢。因此，今天看到的也就是“唐诗人李白衣冠冢”。如上所说，采石“空坟”后，李白衣冠冢的由来应该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殡葬”龙山之缘故李白藁葬采石，作为“权葬”之计，
时间不久。但何时迁移龙山，史无明确记载。在李白逝世后的55年，唐宣歙观察使范传正在《大唐翰林李公新墓碑并序》中，引李白二孙女的话说：“先祖志在青山，遗言宅兆，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这里的“宅”，指墓穴也；“兆”，指茔地也。其意是说李白生前本来遗言他的墓地是在青山，因发生诸多变故，只得“殡”于龙山东麓，龙山与青山虽然相距只有六里，但“地近而非本意”。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李白孙女所说的“顷属”，是说发生得很突然；“多故”，显指有外界和自身的诸多方面的原因。窃意原因之一，是当时唐王朝尚处于动乱之中，
安史之乱余波未息，玄宗、肃宗父子相继去世，加上史朝义入寇陕州，袁晁聚众20余万起兵于浙东，义兵深入江西，波及安徽，声势浩大。一时兵荒马乱，暴动四起，饿殍塞途，“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兼之“江淮大饥，人肉相食”，民多“相聚山泽为群盗”，“百姓残于受贼，乞食者属路”(据《资治通鉴》载)。天灾人祸使得田园荒芜，百姓逃亡，十室九空。在这种背景下，先殡于龙山东麓是可想而知的。原因之二，是李白尚属刑余之身，自从获罪下狱，流放夜郎遇赦东归，不久即逝世。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他毁誉不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颇多。杜甫说他：“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白居易说他：“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程大约说他：“一代诗名谁与共?千秋酒态自堪怜。”庄睼生说他：“世人欲杀无埋地，身后相思有别天。”可知他身后遭到的是别有的冷遇，甚至连他的家室也牵累受苦。据二孙女说：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有兄一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无官，父殁为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二孙女又都“俪于农夫，救死而已。”可见李白当时的名声已大为衰落，“冷落诗人冷
落墓”，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原因之三，是龙山向为达官贵人“宴集”之地，“龙山秋色”又是“姑孰八景”之一。相传东晋大司马桓温镇姑孰时，尝与参军孟嘉等幕僚“九月九日登山宴集”，当年重阳登高“孟嘉落帽”的典故就出在这里。早在天宝六年(747)秋，李白登龙山作《九日》诗，就说这里“云景好，水绿秋山明”，可以“携酒酌流霞，搴菊泛寒荣”。宝应元年，李白大病中又曾两次登龙山，留有《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诗。有云：“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昨日登高罢，今朝更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从诗意上看，
这位政治上两次受挫，“花遭两重阳”的逐臣，在病中目睹龙山秋色，想到身后之事，似有在此“留人”存骨之意。原因之四，是龙山“李白墓与毕吏部墓相近”，毕吏部(即毕卓)好酒，这一点和李白颇有相似之处。毕卓字茂世，原是晋朝江州刺史温峤的幕僚，咸和年间，苏峻反。温峤为骠骑将军平叛于石头城(今南京)，毕卓当时为平南长史，死于随军任上。据宋《舆地纪胜》载：“晋毕卓墓在当涂县东南龙山”。清《李翰林姑熟遗迹题咏类钞》亦云：“考公初殡于龙山东麓，与毕吏部墓相近”。与此同时的当涂《官圩修防汇述》也说：龙山“李白墓与毕吏部墓相近”。毕卓龙山墓今已湮没。有载颖州、开封亦有毕卓墓，然而今龙山附近有“毕家楼村”，并有毕姓后裔六七十户。清翰林编修方履中曾为毕姓谱谍写序：说“毕公茂世者，乃其族之鼻祖也”。由此可见，毕卓死后曾墓龙山，不为无因。《晋书·毕卓传》曾云：毕卓是个“左手持酒杯，右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的嗜酒成性者。为此，董事者将李白遗骨殡于龙山东麓，兼备洒扫之意也很有可能。《范碑》说，李白“殡于龙山东麓”。这个“殡”字值得注意。《礼记·王制》篇云：“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可见“殡”与“葬”如同
“藁”一样，乃是古代丧礼中不同的仪节。但因种种原因死于异乡的人则又不同，《论语·乡党》云：“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即由所在地视情而殡。《礼记·丧大记》亦云：“在竟外，则殡葬可也”。由此可见，李白死后先“藁葬”于采石，在迁葬中发生变故，又只好“殡葬”于龙山，看来不无道理。近年有人说，唐代文献中屡见采石坟与青山墓，龙山殡葬之载仅见于范氏碑序很难理解。其实这个问题《范碑》已讲得很清楚，伯禽的手疏和二孙女的口述不可不信。如说碑志，唐文献中除《范碑》外，尚有李华的《墓志》、刘全白的《碣记》、裴敬的《墓碑》，而
李华的《墓志》对李白“不特于生平行事一切不言，即郡邑、世系、表字、配偶亦略而不书(清王琦语)；刘全白的《碣记》则重复史事，追思音容，其揄扬之辞，不仅泛而不切，且多感发寄怀之语；裴敬的《墓碑》看起来名为墓志，实为“祭文”，并以大段文字列述了以德行文章著称于世的唐以前文武官员23人，对李白的真正碑记只有寥寥15字，如此而已。而《范碑》的翔实可信，则是前无古人的。
三、“改葬”青山之始末李白殡葬龙山后，又是怎样改葬青山的?《范碑》中已讲得十分清楚。起因是李白“晚岁渡牛渚矶，至姑孰，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这里的“谢家青山”，即谢公山，北临姑溪河，左带丹阳湖，与龙山隔河相望。南齐诗人宣城太守谢曾遨游吟咏于此，称这里为“山水都”，因爱其胜，遂筑室山南。“一生低首谢宣城”的李白，曾多次来青山寻访谢公踪迹，景仰谢公的人品和诗格，一心想与谢结为异代芳邻。当唐玄宗李隆基敕改青山之名不到10年，李白即长辞人间；又55年，李白墓即由龙山迁到青山。这里，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一是促成者范传正。《范碑》说李白与其父范伦有“通家之旧”，虽“甲子相悬”，但“得公遗篇逸句，吟咏在口，无不叨蒙恩奖”，于是历经三四年，访得二孙女，“欲申慰荐”，这样父执之交与敬贤之心交织一起，范遂决定改葬并亲撰碑文，这就是改葬由来之所自。二是承办者诸葛纵。诸葛纵于元和九年任当涂县令，至大和元年卸任，长达13个春秋。当范传正将改葬之事交其具体承办时，诸葛纵欣然应允，“乐闻其语，便道还县”，亲自去青山“相地形，卜新宅”，并决定“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迁神于此，遂公之志也”，由是诸葛纵得到范传正“亦好事者”的赞赏。三是管墓者毕元宥。毕元宥为毕卓后裔，随李白墓由龙山迁葬而来，时称“墓左人”，
即管墓人。唐会昌三年(即改葬后的16年)二月，前秘书省校书郎裴敬南游江左拜李白墓时，曾“问其墓左人毕元宥，实备洒扫，留绵帛，具酒馔祭公。”裴敬离开青山时，又特地告诉当涂县令李都杰“请免毕元宥力役，俾专洒扫事”。接着又将他写的一篇祭文交给元宥。今青山李白墓附近仍有数户姓毕的人家。最后说一下建祠后装塑李白像的谷氏东邻。据宋刻《范碑》所记：李白墓“东以谷氏为邻”。谷氏远祖曾是李白的绘像塑碑者。清康熙乙卯选贡“东邻后裔”青山人谷琦在《谷氏重塑李谪仙像碑记》有云：“余祖宅之西，唐翰林李太白墓在焉。墓前有祠，祠中设先生像”，“其像则历来系余谷氏装塑也”，以“略尽东邻之谊”，又说他重新塑像是“兼承远祖之心”，使“入祠者见先生像如见先生矣”。今太白墓附近有谷家村，墓址就在谷家村口。由是“谢家山兮李白墓，异代诗流同此路”，青山就成了李白长眠之地和后人的凭吊之所。
(原载《中国李白研究》1995～1996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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