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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横江词》的写作年代 ——兼答何庆善同志
李协民
《横江词》是李白很重要的一组诗。我在《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四期)一文中，对“横江”地点及诗的写作年代作了探讨。后来，何庆善同志针对拙文写了《谈〈横江词〉的写作背景——兼与李协民同志商榷》(载《郑州大学学报》82年第二期，以下简称“何文”)，同意拙文关于“横江”地点的论述，但却认为前人黄锡圭把此诗定于天宝十四年秋作是合适的，我把它定于天宝元年秋作是不合适的。
对此，我再提出几点不同看法。我认为何文想维护黄说，实际上却推翻了黄说；而黄说更推倒了何文。何文说：“黄锡圭把它(《横江词》)定在……天宝十四年秋，是合适的”。可是，何文所依据的黄锡圭《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的原文却是：“
《横江词》六首，天宝十四年六月，白从当涂将渡江游庐江作。”何文在引此段时，把“六月”改成了“秋”，却没拿出改的理由。黄说也是不易修改的，因为《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不但在《横江词》篇名下边写的那样明白；且在《横江词》后边的第一、第二篇诗的下面，都分别写明：“天宝十四年初秋，白游庐江作”；在第三、第四篇诗的下面，又都分别写明：“仲秋，白游庐江作”；在第五篇下面又写明：“九月，白从庐江还”。这说明按黄氏考证，天宝十四年的“初秋(七月)”、“仲秋(八月)”和“九月”，李白一直在庐江，根本没去横江，当然不可能写出《横江词》。可是，各家(包括何文)都认识到：
《横江词》明显是写于八月。何文只得把它定于秋天。
所以，假若硬说《横江词》写于天宝十四年，何文必得说是写于秋天；黄说则必然说该年秋天李白根本没去横江，当然写不出《横江词》。因此，仅何、黄两家就互打的使“天宝十四年说”再也没法成立。何文断定《横江词》年代的主要依据，是说李白用“横江”象征“恶势力”，认为“李白写此诗的命意所在”，是用“横江”象征“黑暗腐朽的政治局面”、“岌岌可危的国家命运”。其实，
《横江词》中根本没有这样的“命意”。《横江词》一开头就是：“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何文按它加上去的“命意”，解成：“这个‘恶’字，表面是骂‘横江’，骨子里是对充塞朝廷、作威作福的昏君、奸臣强烈的诅咒，就是这一股恶势力，使祖国和人民遭灾受劫啊!”那么，何同志对“人道横江好”到底怎么解呢?何同志能解成“人们都说‘横江——使祖国和人民遭灾受劫的恶势力’好”吗?此诗中还有“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各家(包括何庆善等人的《李白在安徽》)都认为这是说：“浙江(钱塘)八月潮也比不上此横江潮”。
“钱塘观潮”是胜景，评诗者也应能鉴别“涛似连山喷雪来”的诗情画意，到底是赞“横江潮”的壮美，还是骂“横江潮”的丑恶。何同志怎么能说这壮美的境界是丑恶，是代表那“一股恶势力”呢!何文还说：“‘横江西望阻西秦’，他‘望’不着。这个‘阻’字，不仅是写横江‘白浪如山’，阻挡住‘西望’的视线；也抒发出内心的愤懑：权奸当道，贤者受阻。”可是，《横江词》却明明写着“白浪如山”根本没有“阻挡住‘西望’的视线”，作者不但“望着”了西岸，还“望着”了西岸千里外的“汉水”——“汉水东连扬子津”，何同志到底怎样解通这句诗意呢?我认为，“横江西望阻西秦”的真义，显然是站在横江东岸高处，西望长安(当然通过想像)，望到了玄宗如何等着迎接自己，甚至还会望到如何和玄宗谋划国事，解决社会问题，施展良方妙策，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而“白浪如山”的横江，却“阻”挡了去“西秦”的道路，使这即将实现的理想不能马上变为现实。可望而不可及，最急人；尤其在“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一刻也不愿再耽误时，刚刚就道，横江竟“一风三日吹倒山”，一连耽误了几天，真真快把李白急死了，他当然大骂“横江恶”了。
可见，“横江西望阻西秦”，没著一个“渡”字，更没写“欲渡”；但却把急切欲渡的心情写到了十二万分。这就是“未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大笔。而且，在这句的前前后后，李白用很多诗句暗写“欲渡”的心情：“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汉水东连扬子津”。都是说寻遍数千里江面(当然也是“意寻”)，都寻不到一个“可渡”的渡口。这把“欲渡”的急迫，不能渡而“阻西秦”的苦境，烘托到了何等的程度!李白还不避重复，在一百六十七个字的诗中，连用四个“渡”字，且两次写明“欲渡”，这真可谓“一篇之中四致意焉”。
可是，何文却给此诗加上相反的“命意”和“心情”。诗中明明显示当时李白初受玄宗信任，急欲马上到西秦为玄宗效力，大展宏图，自然对玄宗和朝廷诸臣都寄予极大信任；对阻力恨的越狠，也说明对玄宗及朝臣崇信的越深。但何文竟说李白的“命意”是“大骂玄宗”、“诅咒朝廷”。这与李白当时的抱负多不符合，和李白
《横江词》中真实的“命意”及“心情”也全相反。看清《横江词》中李白急欲渡江奔赴“西秦(皇帝身边)”的心情，就可看清它是李白写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的途中，不是写于天宝十四年“窜身南国避胡尘”之时。李白于天宝十一年到幽州看清了安禄山必反的形势，虽身怀良策，但自知得不到朝廷信任。他当时的“心情”是：“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第二年(天宝十二年)，李白“奔”到江南。他当时的心情是：“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
两年后，“胡尘”果然污染大半个中国，但“南国”较静。从天宝十一年到十五年，李白都没有去“西秦(皇帝身边)”的打算，事实上也没有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写出急欲渡江，奔赴“西秦(皇帝身边)”的《横江词》呢?何文说：“据我们考证，李白初游采石矶，是在天宝六年他四十七岁时，第一首诗《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达天门》……人既未到，焉能写诗?”《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达天门》一诗的哪一点说明天宝六年以前李白没有到过采石呢?何文没指出。李白“一生爱入名山游”，“千里寻仙不辞远”，极爱采石(叫死后埋在采石)，天宝元年前就家居南陵。何文竟说李白一直没到近在百里的采石一游，可有证据?何文又说：“李白由南陵渡江，近处有铜陵……长江水路码头，他又急于赶路，何必舍近求远，绕道百里由采石渡江?这在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李白奉诏进京是在八月，是海潮最大、渡江最危险的时候，为着不被淹死，骑着马绕道百里，就算“不通情理”吗?唐时长江上的渡口，哪一个最好渡呢?宋人陆游的《入蜀记》记载：“采石……
江面比瓜洲为狭，故隋韩擒虎平陈及本朝曹彬下江南，皆自此渡。”“江面比瓜洲为狭”，实是说比瓜洲好渡。陆游没提铜陵、芜湖，恐怕是唐宋时铜陵、芜湖还没瓜洲好渡。何文说：“这里陆游不过是说明采石矶为金陵咽喉，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要抢这个险”。这等于说陆游及隋、宋名将韩、曹都不懂“兵家”最起码的常识——“避实击虚”、“避难就易”，不选最好渡的渡口，而选最险最难的渡口，故意“去抢这个险”，无意义地浪费自己的兵力。
何文引《入蜀记》时，把“江面比瓜洲为狭，故……”断掉，就极厉害地把陆游及隋、宋名将韩、曹都定为丝毫不懂军事、不通情理的“怪”物；何文还说：“李白虽‘怪’，恐怕也不会‘怪’到这般地步”!其实，通观李白全集，都没“怪”的痕迹；少数人说李白“怪”，恐怕是他们对李白还不甚理解吧。何文对“郎”、“公”两字的考辨，本文限于篇幅，仅指出两点。何文据袁枚《随园随笔》卷十六的有关例证，断定“此诗中的‘郎’……犹现代汉语‘您’、‘先生’等”。殊不知袁枚同书同卷中还考证：“裴勖称父坦为十一郎”，“僧可称郎”，何文据此又该怎么说呢?何同志的《李白在安徽》一书注《横江词》引的《古今注》是：“白首狂夫横渡……妻弹箜篌而歌：‘公无渡河……’”。何文引的《古今注》竟变成了“昔有狂夫横渡……”。如此砍断狂夫的“白发”之头，以取“公”字不分老少之义，这恐怕已成“断头取义”了!
何文又说：“从《横江词》的内容看”，不像天宝元年秋写的；因为和《南陵别儿童入京》诗相比，在思想上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认为：这是因何文在看《南陵别儿童入京》时，只看见那一面，忽视了这一面；在看《横江词》时，又只看见了这一面，忽视了那一面。所以，看不见两者紧密的一脉相承，反误认为“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何文在谈前者时，只看见“又是‘高歌’，又是‘起舞’”；就是不提“游说万乘若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狂喜”之中，为什么著此“苦”字?这两句中的心情在遇到《横江词》中的境况时要如何发展?看清这些，才能看清两诗一脉相承的一个方面。李白从小就有极大抱负；可是，直到四十二岁才得“征诏”——施展抱负的良机，他在狂喜之中，怎能不感到长期不得用的苦痛?怎能不感到良机来何迟?“苦不早”三字道出了千言万语；“著鞭跨马涉远道”，活现了要迅即奔到西秦的急迫心情。可是，刚刚就道，横江海潮就挡了路，且是“一风三日吹倒山”，一连耽误了好几天，他怎能不骂横江恶呢?寻遍千里，都不能渡，怎么能不感到：“一水牵愁万里长”呢?
“横江欲渡(才嫌)风波恶”，本已不容歪曲；全篇又连用四个“渡”字，且每首都把急“欲渡”的心情写到十二万分；虽然“如此风波不可行”，但争论到最后，李白仍冒死渡江。这不正是“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的高度发展吗?何文在看《横江词》时，又忽视了“人道横江好”、“涛似连山喷雪来”等这一方面。这正是《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狂喜心情，在被阻焦急中的表现。《横江词》在苦痛中也有欢喜；在大骂横江阻路时，对横江也有点热爱，不然，就写不出“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潮的千古绝唱!透过表面迥异的现象，就可看出，这两篇诗从苦乐两方面都是紧紧一脉相承的，都说明这两篇诗是写于同一时期。综上所述，从各方面都可证明《横江词》是李白写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的途中。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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